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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韦政通:新儒家难出国学大师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晶报  作者:Jina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近日,来自台湾的著名学者、84岁高龄的韦政通教授来深圳大学讲学。在深大讲学的8天时间里,每天上午、下午各两个小时,深大文学院地本科生和研究生分批次地来到韦先生住处,进行“苏格拉底式”交流探讨。赶在韦先生回台之前,记者前往深圳大学拜访了他。


    韦政通,一般读者可能会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学界,他一部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曾震撼了海峡两岸的哲学界。这样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教授,再加上84岁高龄还有如此讲学激情,让记者敬佩不已。“与其说是学问的交流,毋宁说是在谈心,是在与年轻学子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很多东西是课堂式教学所没有的。”韦政通这样告诉记者,与年轻人在一起交流是他现在最快乐的事情。


     谈学术   培养杰出学者需要时间


    在谈及大陆的学术现状时,韦先生说,现在大陆的学术人口很多,但是30年还没有培养出很杰出的学者。这需要时间,尤其是在文史哲这个领域,不像自然科学领域,很早就能做出成就是不大可能的,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对时有发生的学术剽窃现象,韦先生说,在一个正常的机制下,这是最不应该犯的教条,一旦发现剽窃就应该解聘。当记者问在台湾有没有学术剽窃时,他说,在台湾也有,但是一经发现,处罚是严厉的,教职就没了。


     谈心得    古中国有技术没科学


    提到退休后的阅读,韦政通先生说,现在在读一些科学史类的书,由于这些书以前都没怎么读过,可以刺激自己的脑袋有一些新鲜感。他说,牟宗三老师那一辈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说中国的古代科学很发达,中国科学的落后只是近三百年来的事情,但我读了科学史之后,发现这个观念有问题。我们科学的落后不是仅300年来才落后,而是从2700年前就开始落后了。


    科学的理论要靠数学才能建立起来,而2700年前的古希腊就有了几何学;到了中世纪西方人吸收了阿拉伯世界发明的代数,近代的牛顿和莱布尼兹又发明了微积分,这使得西方科学理论的建立具备了工具条件。而古代中国没有这一套,有的只是技术,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发达,但是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他说,因为多读了这点书,这是近几年的一点心得。


     谈国学    国学大师只有三人


    四年前韦先生来过深圳,当他看到大陆的国学热后,就在思考“什么是国学?谁才配当国学大师?”但那时他没想通,这次来深,又想了这个问题。“什么叫国学大师?我现在想通了。”韦先生这样告诉记者。他说,有人讲“中国的东西都是国学”,这是讲不通的,国学的产生,是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背景的。现在很多媒体报道的所谓国学大师其实跟真正的国学一点关系都没有。


    韦政通说,国学是在曾国藩时产生的,有三个基本的领域,就是考据、义理和辞章,这三个领域的学问是国学的基础和三根柱子。所以,只有具备这三门功课能力的人才配叫国学大师。国学是不分学科的,分了学科之后就没有国学大师了,所以,新儒家里边是很难出国学大师的,学问做得很深,可以称为一流的哲学家,但是不能叫国学大师。胡适之、陈独秀等尽管造诣很深,也不是国学大师,因为不适合这三个标准。他认为,如果搞国学,都不能准确地回答什么是国学,那是很惭愧的事情。
韦先生说,现在的学者具备考据、义理、辞章这三项本领的人很少了。比如,考据学是要讲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但现在哲学课程很少讲这些了。所以,在哲学领域,一百年来没有国学大师,因为基本的工具没有了。


    韦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眼里,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章太炎、王国维和陈寅恪。在提及如何才能称得上是“大师”时,韦先生说,大师不是捧出来的,人为捧出来的,时过境迁就没有了。


     谈养老    活着就得做事


    对于退休后的生活,韦先生说,很多人认为,退休以后,就应该休息了。但他的想法不同,从2003年开始,他就常来大陆讲学。韦先生说:“我觉得与年轻人交流,做点讲座,这样既可以影响年轻人,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快乐。工作是一辈子的,只要身体健康允许,就要奉献,到了某一个年龄,就说要养老了,什么是养老?什么都不做吗?那岂不是在坐吃等死,如果那样,我觉得是很可怜的。”


     韦政通
     江苏镇江人,1927年出生,早年赴台,在劳思光、牟宗三影响下开启其求学与治学生涯,上世纪60年代受到殷海光的影响,开始走上独立思想探险之路,在中国哲学、思想、文化诸领域,潜心钻研近60年,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等。


     记者手记    何日再相见


    考虑到韦先生的年龄,根据深大文学院的安排,与韦政通先生的交流本来只安排了一个小时。这主要是考虑到,一来,韦先生年岁已高,二来,下午韦先生就要赶飞机回台湾。但在交流中,韦先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思维敏捷,口齿清晰,似乎比20多岁的小伙子更有激情。谈到某官员说有钱人就该读好学校,没钱的孩子就该读差的学校时,他会愤然——“如果我在场,肯定会痛骂他一顿”;谈及大陆时有出现的学术剽窃,他也会一声叹息——“这是不该犯的天条”。除了思想,在谈话中更闪现出先生的真性情。


    当记者要离开时,尽管再三推让,韦先生非要送记者到电梯口,说是坐久了需要走动走动,在电梯门即将闭合的那一刻,缝隙中望出去,韦先生的身影仍在原地,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风骨就那样定格在脑海里。道别说“再见”,真的希望能够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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