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浅”不是“肤浅”的“浅”，而是“深入浅出”的“浅”
记者：过去胡适一直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近几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我们也在其中看到了他对胡适的种种不满。对于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你怎么解读？
周质平：胡适觉得当时国家的统一是最重要的，需要有一个人出来统一中国，他当时认为蒋介石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威望和号召力。可是他对蒋介石的能力和作风也是极度不满的。
30年代时，他第一次见蒋介石，就送了蒋一本书，是他写的《淮南王书》，里面说的是“无为”。他曾在《独立评论》上公开写文章，说蒋介石什么事都要管，这不叫总理万机，叫“打杂”，是越权侵官。后来，蒋介石70大寿时，胡适写了《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文中讲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目的是告诉蒋介石“不可多管细事，不可躬亲庶务”，劝他“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元首”。
“蒋介石日记”公开后，我们注意到，胡适和蒋介石关系最紧张的时期是在蒋介石的晚年。蒋介石要连任台湾的“总统”，胡适始终公开反对，说蒋介石把“中华民国”的“宪法”带到了台湾，就有责任在台湾严格执行这个“宪法”，“宪法”上写了“总统”只能连任两届，蒋介石要做三届，他就不支持。还有“雷震案”，国民党说雷震是“匪谍”，胡适则作证他不是“匪谍”。
1958年，在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出席并发言。他对“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说法，胡适毫不留情面地当场否定，说“中研院”不是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提倡科学和民主。蒋介石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这辈子都没受过这样的屈辱。
胡适死时，蒋介石表面上送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但他在日记中却说，“反攻大陆”最大的绊脚石终于被搬掉了。
蒋介石曾多次邀请胡适到国民党政府中出任职务，胡适始终拒绝，他说要做政府的“诤友”。在他看来，如果做了“国府委员”，就成了政府的尾巴，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所以除了为中国抗战而出任过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再没有在政府担任过任何职务。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宣传费有剩余，他也都退还给了政府。
这样的胡适怎么可能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记者：最后还想请你对胡适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周质平：我想还是得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他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学术界和民间的隔阂。很多人说胡适“浅”，在我看来，胡适的“浅”不是“肤浅”的“浅”，而是“深入浅出”的“浅”。正是因为他的“浅”，可以打通学术界和民间这两个原本不相通的层次。
第二，胡适的影响遍及学术、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在学术上，他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语法、小说的考证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提供了一种典范；社会改革方面，他提倡个人主义，对很多中国人都产生了影响；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不相信暴力流血的革命，认为社会的改变必须从一点一滴开始。
还有就是胡适的人道精神。他自己曾记过一个小例子，陶渊明当县令时，曾给儿子请了一名长工，并附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胡适年轻时读《陶渊明集》，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并影响了他一辈子。我们今天重读胡适，他的这种人道精神，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人类的悲悯情怀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胡适始终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一种良心，代表社会的清议传统。有这种清议传统对政府和社会的稳定是有帮助的。（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