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周是河南省登封市的一位收废品的农民，他悄悄地为在任的市委书记onmouseover=showTips(event,this,1) onmouseout=hideTips(event,this); href="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807/0723_23_669451.shtml#">张学军立了一块功德碑。一“碑”激起千层浪，有人给予肯定，有人发出质疑。张学军表示，他不知道农民为他立碑一事，也不赞成:“我在登封做的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立碑不好，不应该搞个人崇拜。”(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22版)
李怀周和村民们从“用上了自来水、走上了水泥路”的事实中，从“常骑自行车下乡考察”的判断中，肯定了张学军其人其行——对于时时关心民生疾苦、处处为民生利益着想的官员，村民们不吝褒扬之辞，可以理解。
综合来看，功德碑到底是拍马屁还是别有所谋，或者仅仅是“农民朴素的感情表达”已不重要——立功德碑这种歌功颂德的方式，实在不值得大力宣扬和提倡；张学军的“好官”形象，属于李怀周的主观想象还是既定事实，也有待现实考证和时间验证。但透过“功德碑”我们不难发现，公众对官员公仆意识的热情呼唤，却是真切和实际的。
诚如网友所言，功德碑对“好官”而言，是很好的鞭策和激励方式；对庸官和贪官而言，是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这话当然不错。但这样的鞭策方式和自“照”得失的镜子，能有多大的激励和警醒价值，实在不容乐观。
原因很简单，如果公众对官员公仆意识的呼唤，仅仅停留在立功德碑这样原始而效用有限的层面上，我们的忧虑难免会接踵而来:其一，张学军不过是做了些让村民“用上了自来水、走上了水泥路”一类的实事，便可得到村民如此的褒扬，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张学军这样的官员“其人其行”的稀缺——原来村民们的“好官”标准是如此的“简单”。其二，功德碑的树立，固然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封建“清官”思维影响，但由此可以证明的是，公众需要“实事”的原生态愿望，并没有显现在某些官员政绩簿的重要位置——这是导致官员群体公仆意识相对性稀缺的主因。
立功德碑不宜大力宣扬和提倡，除去它会助长恶俗的官场溜须拍马风气外，还在于这样的方式，不利于“好官”培养制度的深化和固化——公众对官员公仆意识的呼唤，本意还在于他们期望张学军这样的“好官”能够随处可见，不再稀缺。原因很简单，唯有官员群体都具备了完备的公仆意识，他们才能以民生利益为重，使权力体现民生价值。具体到张学军书记，我们期望他能用合适的方式劝阻功德碑，能再接再厉，用更多为民生谋福的积极作为，满足当地民众对官员群体公仆意识提升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