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做改革三十年文化专题，涉及金庸作品之于改革开放的关系。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不禁让我想起多年前读金庸的时光。
大多数人(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人)年少时就已接受了金庸等人武侠小说的精神洗礼，具体时间应在八九十年代左右。当时金庸小说风靡内地，而且，许多人读的都是盗版，又厚又沉、脏兮兮的书，还夹上了硬纸板封面。那时，很少人会把金庸当作经典作家，更不会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带着虔诚、神圣的心情展开阅读。很长一段时间里，金庸、古龙、琼瑶之流，都被扫入“精神污染”范畴，为此还引发过无比激烈的口水仗。谁又曾想到，风水不到三十年就转了过来，通俗作家俨然成为大师，武侠小说进入北大教授专业研究领域。
金庸作品的阅读文化嬗变，是解密新时期大众文化生长史的一把钥匙。改革前，这些东西统统被视作“资本主义精神毒草”，即便改革之初，邓丽君的歌声还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靡靡之音”。以金庸作品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大抵也是如此。因为改革开放，内地才得以接触五六十年代已流行港台的通俗文化。在这意义上，金庸武侠实乃市场化改革在通俗文化领域的体现。金庸作品从盗版流行直至踏入通俗文化经典的殿堂，正是市场化改革最终成为主流话语的真实表现。从这上面，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改革力量和保守思潮在文化领域的消长。
改革开放为人们带来了更多审美选择。通俗文学未必如传统经典那般具有深刻的人文启蒙意味，更准确地说，它是一场大众化启蒙运动。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以《读书》杂志为开端的精英化启蒙运动(颇具戏剧化色彩，《读书》所在三联书店若干年后成为正式出版金庸作品的机构)。金庸武侠及其他通俗作品，就在于恢复人们的基本审美能力。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普遍缺失的人文素养。经历长期政治运动，内地的审美水平严重退化。样板戏、《金光大道》之类的文艺作品再加上鲁迅，几乎是改革开放前内地主要的精神抚慰剂。直到金庸武侠大行其道，才改变了这一人文版图。
就我来说，曾有一段时光，每年都要将金庸、古龙重读一遍。正如许多人一样，我甚至说不上为何喜欢金庸作品——虽然我将《鹿鼎记》列入影响自己的几本书之一，或许就是满足于从中获得阅读快感。但正是这种纯粹的阅读活动，在当时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不无颠覆性意味。懂得何谓纯粹的阅读，这片精神的土地才不再只有一种颜色。从接触通俗文化开始(当然，有人从别的途径获得精神启蒙)，“读者”复活了，多样化的世界本真也复活了。这一切，既契合改革的精神指向，也推动了内地文化领域的开放。
还值得一提的是，金庸早在1981年就受到邓小平的专门接见，此后更不遗余力地支持改革开放。其人其文乃至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社会的关系，或许还可以进一步研究。这应该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魏英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