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古清生背着一台286电脑、揣着2000元钱，离开湖北黄石闯荡北京，成为最早的“北漂”之一。他写财经，写美食，写汽车……他不停地写，高产到甚至每年能出一部书，一度被媒体称为“第一自由撰稿人”。
2006年，古清生来到湖北神农架写《金丝猴部落》。那是一个冬天，白雪茫茫，寂静的原始森林，每夜听动物鸣叫，从喧嚣的北京到最宁静的原始森林，巨大的落差创造的陌生体验，还有那种纯净感对灵魂的征服，让古清生忽然感到，这才是自己的精神家园。
如今，古清生在神农架种植、经营着一片茶园，常常自称是一名“职业茶农”。2012年岁末，本报记者联系到古清生并作了独家专访。带着“从很远很远地方，打量着人类社会”的距离感，还有说话和写字儿的自由感，古清生也给了记者一次陌生的采访体验。
他时不时讽刺很多记者都有“祥林嫂情结”(包括我)，或直言媒体都在纠结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然后就开始说起好玩的、有趣的神农架生活——一种我们这种被都市设置好程序的成年人，无法想象的生活。记者被他说得无可奈何，却又无法不被他的话吸引着，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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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是一个 醉生梦死的地方
回想起当初从大山走向城市、后来又从北京归隐到完全没有城市痕迹的大山，古清生说，这个历程有着惊人的转折，但从后来的过程来看，则有点儿水到渠成的感觉。
从南方的山中去闯北京，他是带着一个文学梦，像当年鲁迅、沈从文那样，从南方去北京，成就著名的文学作品和著名作家。当年他就是那样想着，并且充满无限期望去的，而且忍受了上世纪90年代初卖文为生的磨难。因为在南方一个小城市成为一个文学小名人，到了北京什么都不是。
“从南方去北京之初，有两方面的煎熬，让人充满焦虑感。第一个想作品引起反响。第二个解决生存问题。要生存就得赚稿费，要赚稿费就不能精细打磨作品，果然后来写小散文，一篇接一篇，要做到立等可取。当年给《深圳晚报》就是这么写的，上午九十点来电命题，12点钟交稿。这么做一路的写。我在北京也好几次险些进了机构，一次还进了央视。但是没干多久就撤出来。因为，那不是我要的，在1996年的时候，月薪八千还是有点诱惑力。但是，我还是出来了。”
深入接触北京以后，古清生发现，大家都在一种莫名浮躁之中。“京都是一个醉梦死的地方，稍与深圳不同的是，大家还保持一点体面，开口还说文化，不是说钱。但是，我能感觉到大家都在耗时间。于是，我稍有财务自由以后，就开始去全国考察。北京唯一给了我的是一个开阔的视野，感觉一个作家局限的视野是不可能有出息。这样走来走去，直到走到神农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