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五期）上读得陈歆耕先生的一组文学随笔《传统文学期刊需要“鲶鱼”》（外四篇），颇有感慨。而这组随笔的最后一篇《寻找批评家的身影》，读后更令人感慨莫名，以致对中国的文学批评现状及未来不禁生出无限悲观之想。本人虽不是文学圈内人，但对文学圈还是颇关心的，至少是《文学自由谈》的忠实拥趸之一，所以，文学圈内的一些事偶尔也略知一二。比如，对于陈先生，我就稍有认知，因为在《文学自由谈》上常见他的文章；此外，通过网络百度，我还知道陈先生是《文学报》的主编；而且，还知道《文学报》近来在文坛上颇弄出一些动响的“新批评”专刊，大概也是出自陈先生的手笔。之所以絮叨这些，并不是想向陈先生套近乎，而是想借此强调我读了他文章后的失望之感。当然，也许这种感觉只是我个人的神经过敏甚至“杞人忧天”，而在陈先生的自我感觉上其实并非如此，他的本意也许只是想彰显一下个人在文学理论素养上纵横捭阖的风采而已；否则，陈先生的系列文学随笔（不仅在《文学自由谈》，在国内许多大小报纸刊物上也常能见到陈先生这一类的文章）何以能写得那么潇洒自如？
然而，我的“杞人忧天”或许也并非毫无道理。就让我们看看陈先生是怎样说的吧。
一、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文坛现状——“原本手中操持着批评利器的文艺评论家，近来却连续遭到来自各方，也包括批评家自身的批评”，接着，陈先生提出了一个让大家“深入思考”的问题：“一种有尊严的独立的批评品格，究竟如何才能树立？一种健康清新的具有公信力的批评生态究竟该如何形成？”
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陈先生是文学圈内人，而且见多识广，我们还是洗耳恭听的好。
陈先生首先就单刀直入，切到问题的本质，文学批评，“具体说来，这一切都要落实到一篇篇批评文章请谁来写？”这的确是一个重中之重的关键。然而，就是在这问题上，我从陈先生的话中听出了一种无奈和茫然，并因此“杞人忧天”的对文学批评的现状和前途感到担忧。
陈先生首先否定了“业余选手”的参与批评的资格，因为这些“业余选手”虽然“热情、胆量可嘉，但手中却缺少‘利刃’，从他们的‘玩具手枪’中射出的大多是毫无杀伤力的‘橡皮子弹’”。为此，他还特别举了一个实例：“有一篇评论王安忆《天香》的来稿标题是《浑厚大气不足，纤巧精细有余》，一看标题就觉立论难以立足，‘浑厚大气’与‘纤细精巧’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岂可用一种风格去排斥另一种风格？‘业余选手’与‘专业选手’，一出场就能立即判别。”由此可见，陈先生对“业余选手”是很有些不屑一顾的，很有些学院派的优越感。
不管怎样，陈先生毕竟是文学圈内的“专业”人士，我们还是跟着陈先生的感觉走下去吧！
然而，很不妙的是，陈先生寄以厚望的“专业选手”的状况实际上也不乐观。陈先生告诉我们，国内的具有“专业选手”资质的“批评家队伍”，“掰着指头数大概也不到上百位”（因为“编辑部都有他们的电子邮箱地址”），这个数字实在让人有些触目惊心，让人不禁悲从中来，以致联想到中国的令球迷几乎痛不欲生的足球。据足球业内人士指出，中国足球之所以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踢足球的人数太少，据统计，全国注册的足球运动员人数仅三万，远远不及欧洲一个小国家的注册运动员的数量。然而，把这踢足球的三万人和搞文学批评的上百人相比，已是三百倍的优势了。三万人的选择尚且组不成一支像样的国家队，那么，泱泱中华仅百余人的选择中，又能挑出几许批评精英？批评的不景气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更何况，在这百余人的批评队伍中，竟然还找不出几个愿意尽责的批评家来。
陈先生的分析让人不得不服气：
首先，“那些在各地作协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是不可能指望他们写出真正的批评文章的，对此，陈先生对他们表示了充分理解：“为这些评论家设身处地着想，他们确有难处”，“你让他们批评谁好呢？批评本埠作家，他们有顾忌：作协是为作家服务的机构，你不好好‘服务’，居然‘挑刺’、‘骂人’，合适吗？那就批评外埠作家，这也容易被视为跨界、越轨行为，会影响兄弟协会间的关系。”
而“生存在另一个领域的评论家——那些高校的博导、教授们”，虽然“他们的理论储备足够扎实，但发现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很忙”，“忙教学”，忙“能申请到经费的专题研究项目”，忙“给核心期刊提供论文”之类，想让他们写文章，也没门！
那就“找找散落在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吧”？可是，这些人即使“用雷达满世界搜索也搜索不着”，原因何在？原来是因为写批评文章得不偿失，“所得几文稿酬够不够吃盒饭都成问题。所以神经正常者无人会靠写批评文章养家糊口”。
看吧，这就是陈先生为我们所揭秘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的真实的“惊天”“大内幕”，原来国内的批评精英不过百余位而已，而这硕果仅存的百余位精英中竟然还没有几人愿意趟“文学批评”这趟“浑水”，因为陈先生在文中还实实在在地告诉了我们，当编辑部把“征稿函群发过去”时，都“几乎如石沉大海”，原来，这些精英们连尿都不肯尿你一下！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陈先生对此状况竟然是心平气和，心悦诚服，甚至露出一幅阿谀奉承的讨好媚态，“你让他们批评谁好呢？”“神经正常者”是“无人会靠写批评文章养家糊口”的；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神经不正常”的“热情、胆量可嘉，但手中却缺少‘利刃’”的傻里巴叽的“业余选手”，陈先生却又完全不屑一顾，对他们射出的“橡皮子弹”充满鄙夷，充满“苦笑”。这还真有些“因果循环，生生相克”“一物降一物”的黑色幽默意趣了。只可惜，这一番“幽默”之后，国内“文学批评界”的“窘况”甚或“绝境”也就暴露无遗，无从遁迹了。
如果我们就此相信陈先生的话，国内的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希望呢？而先生在“新批评”专刊上的一番鼓捣会不会难免有“作秀”之嫌呢？会不会正如本期《文学自由谈》上陈冲在《从“茅奖”看批评家的身份》一文中所说的“多半是为了造声势吧，竟跑到北京去开了个‘座谈会’，还把发言摘要登在了‘新批评’上”，而“请的都是些身份很在意的人”，“发言也挺没劲的”，“要谈的是‘新批评’，所谈的却是‘人情社会’”，陈冲的质问毫不留情，可谓一针见血：“在这样的一个人情社会里，你还弄什么‘新批评’？”这里，我也想跟着问一声：既然这些批评精英、“专业选手”没几个肯理你，没几个有写批评文章的“正常”理由和“正常”神经，你还弄什么“新批评”？你还把他们请到北京开什么“新批评”的“座谈会”？岂非无事找事瞎折腾？
二、
不过，陈先生的这组文学随笔里的第一篇《传统文学期刊需要“鲶鱼”》，读后却让人很有些服气。文中陈先生针对传统文学期刊的不景气现状提出了“鲶鱼效应”的观点，认为那些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条件的“新生代刊物”以及“更凶猛的”“网络文学”等，都属于激发传统文学期刊活力的“鲶鱼”。我很欣赏陈先生在这里对这些“业余选手”级别的“新生代刊物”和“网络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尊敬和赞赏，对这些不入流的走野路子的文学现象采取了一种理智和宽容的态度，完全摒弃了那种狭隘、偏执、傲慢的门阀之见，体现了一种文学编辑应有的宽广视野和宽弘雅量。只是让人困惑的是，这种视野和雅量在《寻找批评家的身影》中竟踪迹毫无，两篇文章观点几乎完全对立，前者宽容、大度、理性，而后者傲慢、自负、偏执，如此前后抵牾，判若二人，实在让人不解。
想想，在《寻找批评家的身影》里，陈先生对那些“业余选手”的态度是何等傲慢、何等轻蔑？！完全轻视他们的“鲶鱼”效应，对于那些“业余选手”的“呕心沥血”之作（我相信这些业余选手的写作态度是绝对虔诚的），陈先生竟然傲慢到只需看一眼题目就敢于断然否定，并且还不惜在文章中对此予以奚落嘲讽，这种傲慢实足以让那些“业余选手”们自惭形秽到无地自容，从此对“文学批评”也许只能敬而远之了。然而，平心论之，这种傲慢或许并不值得炫耀，因为在这种傲慢中展现的心态除了一种过分膨胀的自我优越感之外，似乎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尤其是并没有真正体现出陈先生的深厚而理性的“专业”文学理论素养。
因为即便从“以题目谈题目”的角度来看，陈先生的这番“专业”的傲慢，也并不显得如何“专业”。陈先生批评的那篇评论王安忆《天香》的来稿标题名为《浑厚大气不足，纤巧精细有余》，陈先生认为“一看标题就觉立论难以立足，‘浑厚大气’与‘纤细精巧’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岂可用一种风格去排斥另一种风格？”这番理论不要说“业余选手”难以理解，恐怕“专业选手”也难免犯晕？题目的意思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认为《天香》过于重视局部细节的纤巧精细，但缺乏整体布局的大气和严谨，可不知陈先生为何却理解为是“用一种风格去排斥另一种风格”，题目中何来排斥之意？此外，陈先生认为“浑厚大气”和“纤细精巧”是“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风格”这观点恐怕也欠妥。陈先生大概是认为这二种风格是完全不相同也不相容的，是各具独特的风格特点的，是不可相提并论、没有可比性的，所以，“业余选手”在题目中将二者并提，就成了“用一种风格去排斥另一种风格”了。可是，难道这两种风格真是完全不相同也不相容的吗？“浑厚大气”的作品难道就必然不可能“纤细精巧”吗？反之，“纤细精巧”的作品难道就必然不可能“浑厚大气”吗？谬矣！殊不知，许多优秀的经典作品在这方面早已给世人立出了标杆。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绝对是“浑厚大气”与“纤细精巧”的完美融合，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凭什么认为提倡“浑厚大气”就必然排斥“纤细精巧”？ 凭什么认为“浑厚大气”与“纤细精巧”是完全不同、不可兼容的两种风格呢？陈先生下此断语，是不是太鲁莽，欠思考，也欠“专业”呢？
文章写到这里，我似乎突然想明白了陈先生为何肯欣赏“新生代刊物”以及“网络文学”这些文学“鲶鱼”，却对文学批评上的“鲶鱼”不屑一顾的原因，很可能是出自一种职业上的优越感。因为陈先生自己是搞文学理论批评的，而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所以，他可能就有了一种重批评而轻创作的职业“偏见”。不错，他的这篇文章就流露出了这种思想。瞧下面一段话：
“写小说一个细节可以铺陈到几千字上万字，可是写一篇数千字的评论，且不说要有足够的理论储备，即使进入实际操作层面，需要花多少功夫去做案头准备？”
看看这段话中的重批评而轻创作的职业“偏见”“偏”到了怎样畸形的程度，似乎小说家的“几千字上万字”就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捡来一样毫不费力，这种“业余”的话，那些小说创作的“专业”或“业余”选手肯定不爱听；而陈先生不小心流露出来的把自己的“文学批评”太当一回事的职业优越感是不是也该反省反省？记得当年，契诃夫的“札记”中曾经把“批评家”调侃为“研究聪明人的傻瓜”，这应该是对那些自视甚高的批评家的一针清醒剂吧！
三、
然而，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还得回到根本问题上来，诚如陈先生文中所说，“一篇篇批评文章请谁来写？”如果我们必须相信陈先生的话，也即“业余选手”的“橡皮子弹”没有杀伤力，而“专业选手”们又不肯写，如此，文学批评的希望何在？陈先生在文章最后提出的结论是：“因此迫在眉睫的已不是对批评现状的批评，而是需要寻找一条重建文艺批评生态的路径，重塑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批评家队伍。”这话说了其实也等于没说，因为“重塑”一支“批评家队伍”谈何容易？该从哪里“塑”起呢？说来说去，又要回到“业余选手”还是“专业选手”的问题上，而在陈先生看来，“业余选手”不可靠，“专业选手”靠不住，还有别的路径吗？按照陈先生的思路，应该是无路可走，也许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以，陈先生的思路不可取，只有另辟蹊径。为此冒昧向陈先生进言如下：
一、作为一名职业文学编辑，理当礼贤下士，放下傲慢的学院派架子，公平地对待每一位批评者，认真对待每一篇来稿，绝不应该轻率到只看标题就下断语的程度。这对于“业余选手”是很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建立陈先生所希望的“有尊严的独立的批评品格”和“一种健康清新的具有公信力的批评生态”。韩愈早就说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相信这么大的国家，具备“专业选手”资质的文学批评家绝不至于如陈先生所认为的只有百余人而已，这百余人其实只是陈先生个人关系网中的熟悉的批评家而已，如果先生的目光仅仅着眼于这百余位人士，那么，中国的文学批评就会真的没有希望了。希望陈先生能放开眼光，心平气和，目光敏锐地当好伯乐，千万不要“‘百’叶障目，不见森林”。
二、警惕“人情社会”环境下的编辑立场的不自觉的偏斜和扭曲。我相信每一位职业编辑都会对自己说，我用稿一向是“唯贤”而非“唯亲”。但是，中国“人情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已是深入到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了。倘若一位职业编辑缺乏崇高的事业心和坚定的人格操守，是很难摆脱“人情社会”的鬼魅阴影的。
三、在陈先生对“专业选手”的迷恋和依赖心理中，陈先生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不自觉。这错误就是，陈先生以为这些“专业选手”只是出于种种原因而不愿些或不能写，却没有想到的另一个原因却是他们实际已经不会写了。文学批评除了深厚的文学理论素养积累之外还有一个基本前提不可忽视，那就是阅读——对文本的实实在在的深入阅读。然而在当今社会，有几人肯老老实实读书？ 尤其对于那些体制内的早已功成名就的批评家而言（还不包括许多虚有其名的混饭吃的南郭先生），他们的兴趣早已远离文学的原点，而更注重那些“诗外功夫”了。所以，他们实际上早已经远离了文学批评的现场，他们的文学嗅觉和文学批评功能早已退化，“诗内功夫”于他们而言已然生疏；但是尽管如此，“诗内功夫”的欠缺却能通过“诗外功夫”的操作得到加倍的回报，因而，他们有理由对“诗内功夫”不屑一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写得出一篇像样的文评呢？他们早已沦落到钱钟书曾经嘲讽过的那种把文学当作职业的“文盲”地步，“说来奇怪，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 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恰等于皇帝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引自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释文盲》）当然，对于今天的这些“职业”“文盲”来说，他们早已不屑于也不需要这种“机会”和“能力”了。因而，如果把重建文学批评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类的“专业选手”上的话，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四、简言之，文学批评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视野，不拘一格，不存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业余选手”还是“专业选手”，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无论是“沙丁鱼”还是“鲶鱼”，只要他们真正关心文学，都可以本着“‘批评’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说出自己的观点，并得到人们一视同仁的尊重。用契诃夫的话说就是，无论大狗小狗，都可以叫，都可以用上帝赋予他们的声音叫。倘能如此，文学批评的兴旺庶几有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