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国民党与研究社会史
何兹全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本是大族，到何兹全父亲一辈中落。他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从军。何兹全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兹全的小学老师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经常在大礼堂前廊的柱子上挂个小黑板，上面写着古圣先贤的格言，给学生们讲解。“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请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给了何兹全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为人处事的准则。
他说，这辈子他的朋友形色各异，有跟蒋介石去台湾的，有跟共产党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间偏左，进步，但不过激。这与早年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战争。15岁的何兹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势的学生。北伐军的胜利让他非常兴奋地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他读到陈公博主编的《革命评论》。何兹全说，加入国民党改组派，读《革命评论》，是他人生长路上的一个节点。自此，三民主义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者反思失败原因，由此引发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此时，何兹全已考入北平大学。开始他选读了政治系，后来发现政治系只讲政治理论，不讲历史根源，于是转入了史学系。
北大的自由学风，何兹全记忆犹新。他当时不曾想到的是，许多年后，他的儿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长。
“那时，讲课最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陶希圣和钱穆，不仅生动，而且见解独到。”何兹全回忆，“老一代学者，学问基础都很扎实，‘前四史’、《十三经》都可以背诵。傅斯年引用古书要找出处，就整篇整篇地背诵，发现不在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学术上，何兹全受陶希圣影响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则让他接触到了辩证法和唯物论。
1949年以前，中国传统史学思想受到过两次大冲击：一次是1919年“五四运动”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冲击；一次是1927年北伐战争后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冲击，具体地说，就是1930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何兹全说：“我是在这次冲击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史学思想的。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而又终生做历史研究的是少数人，多数人去革命了。”
后来，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导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语所学风和治学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国社会史论战，何兹全的同辈学人中，多半出身“五四”这一系统，只有他左右兼顾，接续了社会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兹全进入史语所时，正值战火纷飞的抗战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语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批学者，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机构。
何兹全加入时，史语所已迁往重庆附近的李庄。李庄没有码头，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划到江心去接，上岸后还要坐滑竿上山。史语所办公室是当地一个大乡绅的房子，同事们住在一起。何兹全和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头。
“在李庄的两年，是我们一生生活得最安详的一段时间，”何兹全回忆，“读书、休息、睡大觉，山前山后，田埂林边走走，偷闲学少年。”
山上没有电灯，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来读书，利用白天的时间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阔天空地聊。“那时，我们没有广播，报纸是十天半个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来的人把听到的广播带上来几条。”
李庄是战时长江上游的文化区。除了史语所，还有同济大学、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等，而离李庄不远，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偏远荒僻的小镇，一时云集诸多学术文化机关，一下子热闹起来。何兹全回忆，史语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会所去玩，也有的到营造学社听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训话”。林徽因很健谈，和她在一起，总是受到热情的款待。
在战争年代，史语所辉煌的学术成就，堪称学术史上的佳话。在李庄，何兹全写出了3篇文章。因条件困难，史语所以手写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庄的文章，命名为《六同别录》，到抗战胜利后，才以史语所集刊的正规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何兹全说，那段经历奠定了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基础。他很感激傅斯年，当年若没有傅的帮助，他很难在李庄专注学术。史语所迁台时，尽管何兹全正在美国留学，傅斯年还是把他的书、被子、衣服全都带到了台湾。
1995年，傅斯年百年诞辰，何兹全应邀赴台参加纪念活动。一个下着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来到台大墓园，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