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8月1日发表署名文章说，日前，我在香港大公报“大公评论”上发表的“王蒙自传三部曲荡涤灵魂”一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网、中新网、凤凰网、新浪北美网、网易网、中国新闻人网等十几家大型网站都作了转载，也有不少新老朋友打电话来，询问王蒙曾经经历过的灰色人生那一段与我有什么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这是大陆作家命运沉浮的一个典型事例，我作为一个亲历当事人和重要的见证人，有责任让历史记住这个足以见证中国法制建设在不断进步的事实。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目前虽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从作家命运的沉浮中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法制建设不仅一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而且在十九年前就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王蒙在他的自传三部曲中，未能以其亲身经历来详尽地阐述这一变化，但是历史可以作证，他本人就是中国法制进步的最大受益者。而且，他也不应该忘记当年某日深夜突然给我打电话求救的经历，我为救他亦身处险境，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原因也很简单，一是王蒙辞去了文化部长，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二是想对他“以文治罪”的人，不是个别人，而是一股党内的极左势力，否则也不可能“封杀”王蒙。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王蒙当年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后被天津小说月报转载，影响颇大。于是，有人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称他借作品中的老爷子之口，想影射中央领导，破坏改革开放。由于事情发生在王蒙辞去文化部长后，他的处境已经很被动。对此，王蒙说，他曾写文章想对该文加以驳斥，却没有一家新闻媒体敢发。他预感到事情并不简单到只是“落井下石”，而是有些人在有计划有预谋的向他发难！不让报纸发他的文章，就已经在事实上剥夺了他的发言权和名誉权。之后，王蒙便想到了以公民身份向法院起诉的自救之策，他想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想到，他去某区法院起诉，一上来就碰了个软钉子。对方很客气地对他说，您是大干部，我们这个小法院受理不了您的诉状，您还是去找市法院吧。于是，王蒙又找到了市法院，结果还是软钉子，对方也是以“不便受理”为由，将他拒之门外……这才发生了他在某日深夜十二点给我家打电话求救的那一幕。当时，我正在国家某部委一家经济类报刊主持文艺副刊工作，由于报纸处在主流的边缘，原以为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其实不然，否则也救不了王蒙。
应王蒙的请求，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了他家，当面听他讲述了他正在经历的一切。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感到很愤慨，因为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法制化进程更是在逐年加快。更别说用法律保护自己是一个公民的起码权利。我对他说，你依法维权的做法没错，我坚决支持。
我认为，保护王蒙，也是保护我自己；支持王蒙维权，就是支持所有的中国公民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我以甄庆如的本名，在部、局两级领导都不知情的前提下，在我主管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散文，借回忆我与王蒙交往多年的个人经历，把王蒙正在承受的封杀之苦也写在了文章里。
文章见报后，产生了来自两方面的巨大反响：一是海外媒体广泛而迅速的关注，英国BBC和美国之音都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通过越洋电话直接采访了王蒙，并将他的经历公诸于众，从而形成了对王蒙极为有利的“舆论保护伞”。二是我的头上电闪雷鸣——一个大官在某次全会上直接找到我部部长，训斥他不管自己主管的经济工作，瞎插手文艺界的事。部长因为不知情而心中大惊，急忙把报社的两位正局级领导找去训斥，并问甄庆如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发表这个人写王蒙的文章……两位不知情的报社领导也吓得够呛，找我谈话时小脸刹白，说话时连嘴唇都在哆嗦，因为这件事弄不好就会夺去他们的“顶戴花翎”。
由于事先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当即表态说：一，文责自负。因为是我擅自做主发表的文章，不管谁来追究，都由我个人负全责，与部长和你们二位无关；二，我写此文的目的非常明确，我就是想以此来肯定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因为王蒙不是以部长而是以公民身份去法院起诉，因此我认为，他是用法律来捍卫公民的名誉权，在全国有广泛的代表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中国的法制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逐年加快，谁若再想用“上纲上线”和“以文定罪”的“文革”老一套来整人，都是不得人心的，而且与党的大政方针背道而驰，必须坚决的抵制。我说，请你们按我的原话向上面汇报，不管后果如何，我文责自负……再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不仅王蒙和我都平安无事，其它受牵连的各级官员也无一人丢官。
我必须实话实说，大陆作家的生存环境正在越来越宽松，已经用不着担心“因文获罪”了。王蒙个人现在的金色人生更能证明，他不仅能够自由地进出国门，四处发表演讲，而且能够“撇开面具说真话、讲真事、谈真情、道真历”，已经出版的这套洋洋百万之言的自传三部曲，足以证明中国的法制仍然在让他继续受益。
通过此事可以预期，中国只要沿着依法治国的路子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前途必定是一片光明。 (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