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到底是官本位社会的毒瘤
贪污无非是公众权力的私有化，在社会中寻求不当租金。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愿或被迫交租？答案应该从社会结构中去寻找。
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的，代表王权在各地行使权力的官吏的权力也处在绝对强势的地位。他们是民众的主人和管理者。与此相适应的是政教合一、行政与司法合一。君主和各级官员体现的行政权利统治天下，“君师合一”，管治和教化百姓。与西方不同，没有可以同君主和官员抗衡的教会系统，也没有足以制约王权的领主及城市与乡村自治。加上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全国形成了完整的宗法系统，相应地精心打造了思想道德控制体系，几千年间，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宗法体制稳定不变。
中国也有法律，而且条目繁多，非常严密。可是，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华法系的特点是:1，民法、刑法不分，以刑法为主；它不过是政府的统治工具。法律中没有西方那样的对统治者权力的约束，也没有公民权利的保障。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合一。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也没有律师和陪审团，更没有“上帝和法律高于一切”的法治传统。“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明白无误的见证。”[20]法律也准确地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中华法系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一权独大的官本位社会或曰: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在这一类型的社会结构中，君主及其官员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即使是号称上层社会的士绅也只能依附这个权力系统，普通百姓更只能服服帖帖做顺民。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除了少数洁身自爱的统治者，作为群体的官员不可能不贪污。因此，严格说来贪污不是这类社会的末世现象，而是有生俱来的痼疾。大清帝国建国不久，康熙皇帝当政，大将军年羹尧奉旨在狱中自裁，他的92款罪状中，“贪渎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21]；上谕中更一再喟叹“贪吏脧削民力益殚”；[22]表明这不是个别现象。乾隆号称盛世，贪污也在繁衍，更出现了以和珅为代表的巨贪。
只要这样的社会结构不改变，贪污无法根治。晚清新政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勇敢地引进西方的大陆法系；推行地方自治；促进以商会和教育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着手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预备立宪”……曙光在望。可是，在民众迫切要求实行宪政的关键时刻，统治者贻误时机，结果被历史潮流所淹没。这是晚清留给我们的又一重要教训。
1997年1月写完，原载于《东方文化》1998年第四期。，2002年8月修改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