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作为译语
众所周知，王国维是通过翻译进入欧洲现代学术的，而对其翻译著作的研究也是进入王国维宏伟学术殿堂的门径。1905年4月，在《论新学语之输入》(《教育世界》第96号)一文中，王国维慨叹“译西语之汉文”的匮乏，主张沿用日文译语，“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他说，“余虽不敢谓用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以不能逮。”这些话绝非随意的闲谈。我们知道，自从1899年春天，时在上海身居报馆的王国维就开始在工余时间到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跟随该社延聘的日本教席腾田剑峰和田冈岭云学习日文和英文。两年之后，腾田曾对时为来华的留学生，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教授的狩野直喜夸赞王国维“头脑极为明晰，善读日本文，英语程度也很高”。到撰写上文的1905年，王国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日、英文翻译经验，所译著作跨越农学、地理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各科，单就文史哲领域而言，就计有《教育学》(立花铣三郎述)、《伦理学》(元良勇次郎著)、《哲学概论》(桑木严翼著)、《心理学》(元良勇次郎著)和《势力不灭论》(德国赫尔姆霍茨著、额金孙英译)等等。
我们不妨以《教育学》和《势力不灭论》两部翻译著作为例来考察“境界”一语的最初来源。在《教育学》前言当中，立花铣三郎首先声明“此讲议以德国教育学家留额氏所著书为本”。那么这个“留额氏”究竟是谁呢？研究中国教育学史的学者误以为他是德国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家戚勒(Tuiskon Ziller,1817-1882)。然而，经笔者查阅，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日文原本(《教育学 完》，立花铣三郎述，东京专门学校藏，未注明出版年代)第1页赫然标明的是Ruegg。Ruegg 既不是戚勒，亦非日文译述者所说的德国教育学家，而是出生在苏黎士的瑞士教育家许格(Hans Rudolf Rüegg，1824-1898)。笔者在做了上述考证之后，才于近期读到瞿葆奎教授的相关论文，了解到这本书的译述者立花铣三郎曾先后在美国和欧洲留学，学习教育学，卒于1901年，《教育学》是其在东京专门学校的讲义。中文译者王国维恰于1901在日本购得此书，归国后即投入翻译，并将译文连载于同年出版的《教育世界》上。作为教育家的许格并不以教育理论见长，而是一位地道的教育实践者。他先后在瑞士的库斯纳赫特、圣加伦和缪森布赫西(Münchenbuchsee)从事过长达32年的中小学教学和管理工作，直到晚年才应召进入伯尔尼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在瑞士教育史上，其主要贡献在于推行与宗教和贵族教育相对立的世俗平民教育原则，以及相应的学校制度创设与教学课程安排和民族语文教育方面(E.Balsiger, Hans Rudolf Rüegg,Zürich,1896)。《教育学》的德文原题为《教育学概论：写给师范学生、公立学校教师和教育者的手册》。可见，这是一部结合作者本人丰富教育经验写就的实用教学技术著作。这本书于1866年在伯尔尼出版，可惜是的，笔者几经努力也未能在国内找到此书的德文原版，但笔者所找到的、出自同一著者之手的另一部著作《心理学原理：供师范学校及自修之用的教科书》(Der Grundriss der Seelenlehre: ein Leitfaden für den unterricht an Lehreseminarien und das Selbststudium)几乎完全能够弥补上述缺憾。这不仅因为作者在《心理学原理》中将心理学视为教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还由于他在书中每当阐述一条心理学原理时，都会附上其在付诸教育实践时，教师需要加以把握的要点。《心理学原理》出版于1864年，先于《教育学》两年。反复比照王国维译本和《心理学原理》的德文本，我们发现《教育学》中有关心理学部分，也就是第二编“教育学原质”(因素)的基本内容完全出自《心理学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