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污成风是导致晚清改革失败和清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关的史料很多。揭露官场黑幕更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热点。这个时期的贪污既是历来末代专制政权的痼疾，又是改革不完善带来的新问题，而追根索源是官本位社会的恶果。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现象。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
普遍性是晚清贪污活动的首要特点。古今中外都有贪污，但像晚清那样几乎无官不贪却是极为罕见的。
下层官吏的贪污中饱非常普遍。“州县杂款报销，尤不可究诘。有曾任直隶之涞水令者，言涞水每年收牛羊税，计共六百两，报销仅十三两，而藩司署费二十四两，道署二十两，州署十四两，余皆官所自得。又月领驿站费三百两，其由县给发，不过五十两，则每年获数千矣。”[1]此一个案极其平常，但真实地披露了省、道、州、县各级衙门官吏分肥的惯例(所谓“费”均归私囊)，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
京官普遍受贿。京官多半不能直接取诸民众，他们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的。主要形式有三:
一是节庆送礼。寒暑变迁有“冰敬”、“炭敬”，平日送礼有“别敬”，婚丧喜庆有贺礼。送冰炭敬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已经成为清代官场的习惯，即使以清廉著称的官员也在所难免 ；至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庆贺送礼，则往往成了明目张胆的行贿。例如，1907年庆亲王奕劻寿诞，企盼升官的盛宣怀便“谨备日金币二万圆”致贺，山东巡抚杨士骧送了一万两，其他官员也分别送上厚礼。[2]而当时亲王年俸不过是一万两。
二是办事有“例费”。给皇帝上奏摺要求批准办什么事，朝廷通常会交给主管部门讨论。这道“部议”关口对事情的成败影响甚大，因此有关人士通常都会送去“例费”，打通关节。
此外，各种报销——大至一次战争的军费，小至某项工程费用，都要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否则就会横加挑剔，招来许多麻烦。“光绪甲午、乙未之中日战费，粮台报销费八万两。”[3]官员的例费收入，没有因国家遭受甲午战争这样的大难而稍减。
三是承办各种工程和采购的进项。“……宣宗(道光帝)天性俭朴，所御套裤当膝处穿……饬人补之，然内务府开销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穆宗(同治帝)大婚，需用大柜四具，司员开价至六万金……颐和园工程已费至二千万金，知者以为实到工之款不及六百万金。”[4]
多种史料证明，采购或工程成了贪污的大好机会；实际用款仅为报销额一二成者比比皆是。“凡京师大工程，必先派勘估大臣，勘估大臣必带随员，既勘估后，然后派承修大臣，承修大臣又派监督。其木厂由承修大臣指派，领价时，承修大臣得三成，监督得一成，勘估大臣得一成，其随员得半成，两大臣衙门之书吏合得一成，经手又得一成，实到木厂者只二成半。”“内务府经手尤不可信，到工者仅十之一，而奉内监者几至十之六七。”[5]这种腐败也延伸至后来的各种洋务新政中，成为反对者的口实:“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刨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6]
晚清贪污活动的又一显著特点是形成了以财求官，以官求财的恶性循环。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上升的途径很窄，做官(实缺和虚衔)或取得有关的身分成为人们成功的主要标志。以官求财是社会认可的人生途径之一，不容许的仅是过分诛求。于是，除科举外，以财求官也成了其中一条管道。明的是捐纳，暗的则是行贿。从现有材料看，当时的行贿受贿大都是为了保官、求官。这反映了晚清仍是官员处于支配地位的传统社会，即使从西方传进来的新的经济成分亦依附于官府，企业家也对保官求官有很大兴趣。
求官通常用重贿。大臣保举是升官的重要途径，其中有些就是用重金求得的。例如，聂缉规被任命为上海道，是曾国荃保举的。聂是曾国藩的女婿，曾国荃对侄女婿应该主动照顾吧？“然闻其求保之费亦一万金”！[7]早就在洋务企业和官场中充当要角的盛宣怀，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谋求高升为尚书，在巴结皇族政要上不惜花费巨资。他的遗档留下了众多难得的确凿记录。他的心腹向他报告，虽然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其子载涛、载洵)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略费数文，转瞬仍可取回。”稍后，载洵果然上钩，主动向他索要四五万元。[8]他梦昧以求的尚书自然也没有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