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原以修己治人为宗旨，修己则不能不正自己的心，治人又不能不正别人的心。因此，人心始终是儒学关怀的大题目。从“天理”到“良知”，曾经为儒学提供了能够延续气脉的东西。当明代的宗庙社稷在天下震荡中分崩离析之后，由白山黑水之间走出来的少数人统驭了整个中华，严满汉之分、箝士人之口，是他们的治御之道。澎湃一时的思想消歇之后，余下的便是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学术的求实与细分，以其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它的自身价值，但却使人们在精神上日益萎顿和偏狭了。
宋明儒关注的是心性与理念,“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这些人是在与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后悟彻源头的。而清儒则不然，他们以学问为第一，终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又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使他们撰写了许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作，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自己心底波澜的文字。在他们的心头上，学问和荣利的重量各不相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的低落就会露出他们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鹤，“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异常可怕:“王西庄未弟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室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官后，秦诿楚垂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在也。故所著书多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与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
宋明600年间，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的人多半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行矩步、凝重肃穆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风采实有足多者。与他们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辩得大名的戴震，岸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述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作为一位“经学为当世冠”的大儒，其实无须借剿窃为自己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不能登弟的举人。不能登弟谓之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空疏迂阔，但身后为人所讥者，恰恰是心性的功夫太少。清代的宿儒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对名权利算计得如此精刻的人物，总是君子意识非常浅薄的。他们只能做经师，不能为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