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本报记者 吴聿立
近日，有政协委员提出：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下文简称《文物保护法》），让现有“地下”文物合法化，并称市场化是对文物最好的一种保护形式。同时，可能是受一浪高过一浪的收藏热的影响，更有观点认为“藏宝于民”有着一定的优点和便利，如果促成这部分文物的民间收藏，不仅能够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可以在民间博物馆中得到展示……针对这些观点，“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的作者吴树先生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宋向光先生，各抒己见，展开了一番争论。
正方
吴树
文化学者、作家、“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的作者
《文物保护法》亟须修改
我最近做了一件事，就是关注和推动修法建制：修法就是修改《文物保护法》；建制就是在文物鉴定方面建立完整的鉴定体系和鉴定标准。无论是上电视还是接受平面媒体采访，我都在讲这个关键问题。这次我鼓动了一些代表在“两会”期间提交修改《文物保护法》的提案。
应当特赦“文物私生子”
大家都知道，现在文物市场很混乱。这里面包含两个因素：首先，国内大市场本身就很混乱，文物小市场难以独善其身。大家都在关注毒奶粉，关注衣食住行方面的假冒伪劣产品，跟文物上的赝品相较之下，生存当然应该摆在第一，而文物嘛，在人们印象中是有钱人的游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文物市场的参与面太大了，几千万上亿人在介入这个市场。它出了问题，等于是十几分之一的中国人被卷入。我总开玩笑说，文物市场是在集体违法，这意味着1/15的中国人在违法——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所以，站在这角度上，我觉得国家应当重视这个问题。
治乱的根本在于要对《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改，好处在于目前保护文物已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心声。我认为目前国家最需要保护的文物，就是我提出来的“文物私生子”。所谓“文物私生子”，我指的是近几十年，通过“三盗”（盗墓、打捞、盗窃）流入黑市的文物。这个概念这几年越来越多地被媒体引用，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呼吁。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只存在一个保管问题，需要宣传普及。但是，最大量的是通过“三盗”出来的文物，数据无法统计、无法估计。我采访的一些考古工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十墓九空”，而中国有多少古墓啊！从海关截留的九牛一毛的东西来算，流出去的东西数量得达到几千万上亿，留在国内的就更多了。而在民间收藏者那里的文物是不会被认可的，原因有二：其一，不被专家认可，真的也是假的，假的也是假的，予以本质的否定；其二，不被国家承认，因为这些“文物私生子”是非法收藏，在法律上过不了关。那么，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这部分文物被损坏、被走私。流失到海外的，不管是私生子还是什么，都是我们民族的遗产呀！所以修改或完善《文物保护法》，或者对《文物保护法》进行某些局部的修饰、解释、解读，出台一些临时性的细则，是很有必要。在这一点上，上次我跟《文物保护法》的主要起草人谢辰生先生的意见达成了统一。当时，我把话题撂开后，最后谢老同意我的观点，他的说法叫“特赦”，特赦文物私生子。一向被人认为观念比较激进的谢先生，其实是一位为保护中国文物孤身格斗一生的斗士，他已经意识到“文物私生子”这一块的可流失性，才果断提出“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保护文物私生子”。
“地下”文物交易利于保护
我和谢老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都认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在合适的场所，让这些“文物私生子”浮出水面。毕竟这些所谓“文物私生子”，大部分都是收藏者在国家批准的市场上买来的，古玩城和古玩市场都是在工商局登记过的，有什么理由将其定为非法呢？让这些文物出来有什么好处呢？国家让它交易，至少可以加以登记。就像房产一样，土地权还是国家的，房子买来后在几十年内归我住。文物同样可以这样处理。在不撼动目前法律的主体精神，即“一切出土文物所有权都在国家”之外，像处理房子一样任收藏家收藏，为什么不行？除了禁止这些文物出国外，登记后的文物可以在国内市场上流通，应当被认可。被损害或被盗窃后，都可以报案备案，也很正常。这样做，有利于文物的保护。这样做是不是会鼓励“三盗”呢？第一，不这么做，“三盗”现象也从来没停止过，随便到一些农村走走，随处可以发现出土文物的痕迹；第二，相反，如果这样做了，因为有时间限制，时间一过，对于未登记的、新出土、出水的文物，严格按照法律整顿市场，严厉打击“三盗”份子，如果还有人违法收买“三盗”文物，依法制裁，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做收藏者才会心服口服。
反方
宋向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
不要扭曲《文物保护法》
近日，一则让“地下”收藏文物合法化的消息，在文物保护界与民间收藏界激起涟漪。特别是将“地下”收藏文物合法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联系起来，似乎是《文物保护法》把民间文物收藏逼到“地下”状态，这种说法是对《文物保护法》极大的误读和扭曲，严重削弱了《文物保护法》的权威。
“地下”文物属于全体国民
从有关报道中看到，所谓“地下”收藏文物，或是指民间的文物收藏，或者是指民间收藏中那些来源不合法，或国家禁止交易流转的文物。首先，国家对民间收藏是持肯定态度的，文物保护法中《民间收藏文物》一章中，对民间收藏是支持的，将民间收藏视为“地下”的人士应该认真学习文物保护法；其次，国家明令禁止私人非法占有地下出土文物，这一规定是对公民权利和权益的保护，是对科学文化资料的保护，是对国家所承担的文物保护责任的宣示。有关人士也承认：所谓 “地下”文物主要是民间存有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盗掘出土的文物，或者是文物私下流转时打着“出土文物”旗号的物件。从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的角度，地下埋藏文物（包括水下文物）是重要的科学研究资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属于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必须承担起保护这些文化遗产的责任。
文物无罪但收藏有对错
有关人士给“地下”收藏文物合法化找了个理由，即“文物没有对错”，于是，文物收藏也不应该有对错。说到“收藏”，就一定不能脱离“所有权”。文物没有对错，但所有权却是有“合法”、“非法”之分。如果个人收藏的所有权是合法的，尽管秘不示人，那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无所谓“地上”“地下”的。但是，如果占有的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是属于国家的文物，那么，当试图将这些文物转化为个人所有时，就是在侵害公众的权益。所以，尽管文物没有对错，但文物的收藏一定会有对错。
如何让占有这些侵犯他人所有权文物的收藏者，摆脱负罪感，同时还可以合法地占有这些文物呢？办法是有的，但绝不是给收藏者以“大赦”，而是让这些文物回归其法律规定的所有者，即社会公众。将这些文物悉数捐赠给社会，由代表社会利益的信托管理者来履行对这些文物的保护和管理。如果捐赠者有能力、有意愿履行信托管理责任，则可以成立公益性机构，由社会人士组成的理事会来进行管理。如果捐赠者没有保护能力，则可以由国家文物收藏机构来管理，并提供公众利用这些文物的条件。这样，所谓的“地下”收藏就成为光明正大的公共收藏。
市场并非文保最好方式
需要明确的是：国内文物市场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对国内居民开放了。此后，各种档次、各种类型的文物交易场所纷纷出现，基本涵盖了从一般文物到高端文物的交易活动。不同的文物交易场所，对进行交易的文物是有一些要求的，如文物监管市场通常只允许一般文物的交易，文物拍卖市场则要推出高端文物。这些对交易文物的要求，更多的是由用户的需求决定的，市场规律在这里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人们感觉不到市场对文物保护的作用呢？感觉不到市场“扬真抑假”的作用呢？这是由于文物自身的特殊性：文物具有独特、稀少的特点，只此一件，如爱好者众，如通过市场交易，则只能是出高价者得之。因此，出售者希望卖到最高价，而买者则希望“捡漏”，交易双方都视“公平交易”为虚言，都将“诚信”抛到脑后，市场形同虚设了。所以，市场只是文物流转的场所之一，由于从交易双方的获益考虑，市场的公开交易并不一定是交易者的最佳选择，于是就有了场外交易，有了私下交易。这些现象，并不是《文物保护法》造成的，而恰恰是文物交易与生俱来的。
保护文物的措施包括法律、行政管理、经济、科技和教育，只有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能发挥保护文物的最大效力。如果要想在文物交易中保护交易者的利益，即避免受骗上当，最重要的是提高收藏者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增强收藏者文物保护的自觉性和责任意识，少了利益的诱惑，其辨真识假的能力就会少受干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