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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三星堆文明源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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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秘密还没有揭晓,苏三的大猜想再引争议,是异域文明,还是外星遗址,没有人能够知道。因为真正的答案可能永远密封在地平线之下—
三星堆文明源自何方
(1986——2006)三星堆祭祀坑发现20年
三星堆遗址
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约七公里的南兴镇和三星镇(乡)境内,分布范围为两镇(乡)七村七十二社,海拔高度为500~505米,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目前面积最大的古蜀遗址。其年代上限距今5000年,下限约2800年,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
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的燕青宝兄弟三人在自家院子边挖水渠时,挖开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三星堆惊世宝藏。其后,在近半个世纪里,三星堆遗址被陆续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古代蜀人的房子、墓葬、器物以及陶窑、玉石器的加工作坊和城墙等遗迹遗物,初步揭示了古蜀文化的面貌,弄清了古蜀文化的特征是以小平底陶罐、高圈足豆、鸟头把勺、高柄豆、圈足盘为基本典型器物,确立了三星堆遗址时代的上限为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1986年两个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现与发掘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从两个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器有与真人大小相当的铜头像、大面具、小面具等。玉器有戈、剑等。金器有面罩、树叶等。石器有斧、锛等。这批器物造型独特而诡秘,大多有被焚烧和毁坏的痕迹。而三星堆的文明与文化如何生成与灭亡,在史籍中也未见任何记录。这就使得这批器物从发现之日起就被赋予各种各样的内涵和猜想,从未中断。
神秘奇特的三星堆青铜器
三星堆古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大型青铜人像和数十件青铜人头像。这是中国古代文明中罕见的3000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珍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立人像,通高2.6米,人高1.7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人物面部造型逼真,眉宽阔目,鼻梁高直,方颐大耳。有专家认为这个立人像可能是“既象征王者,又象征着最大的司巫”。因为只有他的脸上是贴着金面具的,可见其地位的不同。出土的人面具,厚重巨大,有垂目者,有凸睛者,还有纵目者。皆阔嘴紧闭,面部呈安详状,具有神圣威严之态。
如此奇特的造型引起了各方专家的各种猜测。
从人种学来看,他们既不是蒙古人种,也不像欧罗巴人种。可以说他们不像现在所属的任何人种。有人认为他们本身是一种艺术的夸张而已。更有人认为他们可能是来自外星文明的外星人。
也有学者指出,三星堆头像的眼睛的形态是往下看的,这些被供奉的头像是被祭祀的对象,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它们是往下看的。在三星堆里边还有其他的众多的眼睛,眼睛很多都没有瞳孔,分成各种各样的,这个大概代表了古代蜀人对眼睛的一种特别感受。
在三星堆2号祭祀坑还出土了一件类似车轮型的圆形铜器,它也是三星堆铜器中最令人费解的几件器物之一。有学者认为是三星堆社会崇拜太阳的象征。但对其功能和寓意,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
另外,在祭祀坑中还出土了一种奇怪的铜树。有专家认为这是具有不死或通天功能的神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通高3.9米,树上有树枝、果实和飞鸟等装饰。树下有三个跪拜的人像。人像背朝树干,面向前方,虔诚而庄重,更加突出了铜树的神圣感。这棵铜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四川地区在秦汉以后兴起的“摇钱树”的前身。
从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既有明显的蜀文化的痕迹,又有浓郁的西亚和其他异域文化的特征,让我们联想到玛雅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等。这种带有杂交特征的青铜文化与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明显不同。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这些都引起了学者们对三星堆文化与文明源自何方的无限猜想和研究。
红海文明说
一直以来,三星堆文明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多种文明与文化的杂交与混合,更有人提出外星文明的猜想。近两年,一个叫苏三的网络作者更是把这些观点发挥到极致,她在所著的《三星堆文化大猜想》一书中指出,三星堆文明主要属于红海文明,并且提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来到中国的闪族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中国人是这些闪族人的后裔。具体而言,三星堆文明来源是“西方”,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他们来华的路线不是北方的丝绸之路,最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海路。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迁徙的时间大约发生在4000年之前为多,最迟不会超过公元前5世纪。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他们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
同时,苏三还举出一些佐证,如在三星堆几个大型祭祀场所,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这是源自犹太民族的传统;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黄金面罩,是源自古代埃及的习俗,而黄金权杖更是发源于西亚而后传到埃及最后盛行于古希腊的传统。
苏三的这些大胆猜想,在给人以无限想像的同时,遭到了许多专业人士的批驳,被认为是“完全不尊重史学传统的瞎猜”。
尽管如此,三星堆出土的那些具有明显外来文化特征的文物,却是不容置疑。而在2号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象牙和数千枚贝壳也明确地表明了三星堆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中外学者关于中西文化与文明之间传播途径和方式的深入研究,古代地中海沿岸的闪族人及红海文明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在其所著的《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就曾强调了闪族人及红海文明对符号传播所做出的贡献。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深入研究三星堆开启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揭开更多的谜底。
中原文明说
更多的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以及两座祭祀坑包含了大量古蜀文化的信息,揭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如被视为三星堆千古之谜之一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很可能是“巴蜀图语”,应该是源自土著的文化。事实上在四川成都平原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址共有九座,三星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从出土的大型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中原夏商。比如器物上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等,都可以在中原的文化圈里找到。
另外,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偏重于玉石系统,这是东方传统,仍然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而黄金面罩和金杖都是比较小的器物,不具有代表性。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文化。北京大学的孙华教授认为,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本土文化,即土著文化过渡而来;另一个是从中原文化传入,它们的联系是始终的。
过去,我们囿于史料,往往持有“商帝国周边尽为蛮夷、落后之地”的观点。其实在殷墟卜辞中就已经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带兵攻打到巴蜀地区。遗憾的是这些记载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确实低估了商人的能力和商文化传播的范围。四川与商文化中心相距甚远,商文化是如何传到蜀地的呢?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的考察出发,指出“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又溯江穿入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传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
当然,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彰显了早期蜀王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精神世界更加引人入胜。更多的不解之谜有待我们去探索和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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