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大陆“国学热”的兴起，“祭孔”也成为每年九、十月之交的各大媒体频频出现的关键词。2004年，伴随“少儿读经”大讨论，祭孔活动从原来的民间行为，转为官方主导的大型公祭。2005、2006年，伴随着国学话语的复兴，出现了全球联合、海峡两岸联合祭孔。到了2007年，曲阜祭孔大典的主办单位，已经升格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等机构，打出“世界华人华侨同祭孔”的主题，并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结合，将《论语》中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五句名句推荐给北京奥组委，作为北京奥运会的迎宾语。四年之间，从羞答答的民间行为，到部级政府主导的官方仪式，祭孔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格不断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孔子的形象，也由教育家、哲人，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宣传工具。
在对待祭孔的态度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担忧对孔子的公祭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政教合一的时代；而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人们，则期待着通过政府对孔子的认同而走向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即走向传统的文化认同。但是事实上，无论是担忧，还是期待，都不得要领。
如果说传统王朝的皇帝祭孔，是通过文化认同走向政治认同，那么近年的祭孔，则是立足“民族”，打出孔子的“牌子”，以利于民族认同，从而走向政治认同。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用各种方式唤起国民的国家认同。其中最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一套透明的民主制度，把选票交到每一个公民的手中，让每一个公民通过实现对国家的管理，而形成对国家的认同。除此之外，便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民族主义的宣传，往往需要一个共同的图腾或类图腾，这个图腾或类图腾必须能够有效地唤起国民广泛的情感共鸣。民族主义宣传便是通过这种广泛的情感共鸣，把天南海北、成千万上亿互不相识的人们结合到一起，通过有效的想象，把自己纳入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子。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民族主义宣传大致上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政治最高领袖为民族代表，例如“太阳出，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唱，便直接把“领袖”从“人民”凸显出来，通过韦伯所说的“魅力型”领袖人格，去做为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代表，维系一个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认同。而像“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一类的思想，则更进一步把“国”之领袖的价值致于“家”之父母之上，从而达到国族认同的目的。第二个阶段是普遍以自然物、以对历史的悼念所为民族国家的类图腾。以自然物为图腾的，主要是把一个版图已经确定的“祖国”比喻成为“母亲”，把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体比喻成一个家庭（例如“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歌唱），以历史悼念所作为类图腾的，主要表现在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中，参观者通过对一段历史的集体回忆，来认同共同的当下。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加上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在全球化中寻找一个作为国族的“自己”，成为民族主义的第三个阶段的表现，而其重要内容，便是发掘传统的文化认同，以服务于当下的民族认同，“祭孔”便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第三个阶段开始启动的主要标志。
在这样的背景中，孔子受到新的重视、尊崇，并非因为他是“至圣先师”，更非因为他是“素王”，而是因为他是“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历史上的哲人。孔子之所以受到公祭，不是因为祭祀者认为他的学说有裨于当下的政治建构，而是因为他是“中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面向世界的时候可以打出去的一张牌子，而且保存完好的孔庙、孔府、孔林可以作为曲阜市、山东省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历史上的帝皇祭孔，是在儒法相济的治国理念中，为自身的权力正当性寻找一个高出于皇权，又为皇权所任意解释的依据。而近几年不断升温、升级的祭孔大典，实质上便是把孔子塑造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导师，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中凸显地方性文明，增强国族的凝聚力，从而达到以政府主导的文化认同去支撑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因此可以说，近年祭孔是国家权力合法性出现新危机之后，采取的一种政治行为，直接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国家构建，通过新的方式宣传民族主义，通过民族认同去促进政治认同。而在政治行为的逻辑中，文化只有工具性的意义。“孔子”这一文化形象，通过“民族主义宣传”的行为逻辑，便与“权力”结合起来，从而变成一个政治形象。
正因为当代祭孔，是通过民族认同（而非传统的文化认同）去促进政治认同，所以没有任何端倪可以证明祭孔会是一种文化认同——即回归传统文化的行为，因此，在现阶段，无论祭孔的规格多高，规模多大，既不可能出现自由主义者所担心的“政教合一”，也不可能出现新儒家所翼图看到的“诱君入道”。但是，作为民族认同的孔子形象，如果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结合，那即将变成排斥人类文明普适价值，甚至宣传民族仇恨、战争的靠山。这才是真正必须引起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