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个展《错构 转念——穿越杜尚》举办，一场名为“艺术的边界”的学术研讨会同期展开，大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辩，以求促进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与批评的学术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教学。本期刊发的是与会专家对“艺术与生活的边界”的看法，下期将发表有关“艺术何为”的讨论。
“艺术与生活没有变成一个东西”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认为，所谓艺术的边界，主要是艺术和生活的边界。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美国时，感觉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线已经越来越模糊了。但他觉得，艺术和生活并没有变成一个东西，还是有界线的。
“首先，我把生活的形态分成常态和非常态两种。在非常态当中，我把主动的、自觉的、有意为之的称为艺术作品，把非主动的、非自觉的、非有意为之的排除了出去。第二，非常态应该有一个结构——非逻辑结构，某个时刻，非逻辑结构就有可能成为艺术作品。”
那么，这个非逻辑结构有哪几种形式呢？一个是错构，比如把一辆废弃的小汽车放到水压机上压两下，变成一块“压缩饼干”，原有的合理结构改变了，这就是错构；另外一种是错置，把一个东西放在不该放的地方，脱离了正常的逻辑关系；还有一种是错序，对时间进行了“倒错”，比如人倒着走，拿着摄像机拍下来，这也是一个作品。
潘公凯总结道：“非常态就是错构、错序、错置，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就在于‘错’和‘不错’。”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殷双喜认为，潘公凯在努力确定艺术的边界，但是作为艺术家，他也在模糊艺术和生活的边界。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当潘公凯讨论艺术边界时，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讨论的。作为理论家的潘公凯和作为艺术家的潘公凯，既想确定边界，又想突破边界。他的意思是说，“艺术和生活没有边界，我的人生就是艺术”。它表现了作为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和作为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之间巨大的差异。
潘公凯说：“艺术家和理论家思维方式的确有所不同。我现在兼着双重身份，带博士生教理论，自己又做艺术家，采取的方式就是画画时要忘记理论，搞理论研究时不能想着自己是画家。”
“西方人做不到的，中国人能否去推动？”
谈到艺术的边界问题，难免要谈到杜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瑞云认为，杜尚的意义在于他扭转了西方艺术的方向，然而，实际上西方当代艺术并没有达到杜尚的高度，尽管他们花样很多，流派很多。
“西方人想模糊掉艺术和生活的边界，实际上他们根本都没有做到。西方人做不下去了，中国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方式来弥补它、推动它成为一种可能？我认为，潘公凯的作品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中国人向来认为做人比做艺术重要，人品高了，画品才能高，这在中国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做人和做画就是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但是对于西方艺术家来讲，它会成为一个问题：既然提出了艺术和生活要模糊界线，就要把它做出来。于是，他们做了大量的试验，但结果并不是很好。实际上，潘公凯做的装置艺术，其内涵是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做成一件艺术作品，这一点西方人是做不到的。”
王瑞云认为，我国的思想资源非常丰厚，西方艺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吸收了许多东方的文化资源，比如禅宗。当时在哥伦比亚有禅宗讲座，教授和学生都不去听，只有艺术家丹托一个人去听，说明什么？“第一，西方人不会随随便便接受陌生的东西，尤其是这些教授们，他们的体系很完备，但是艺术家好奇，他们发现禅宗好，然后开始传播。第二，中国有自己的思想资源，并且博大精深。第三，我们不要试图用自己的文化引导西方，拯救西方，我们自己做到位了，西方人自然就过来了。”
潘公凯也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资源，对于审美超越的确有特别大的优越性，这是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中的一个特色。如果发挥好了，对于世界的艺术发展都会有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