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命出》郭店简有一段子游的话，特别值得注意。《荀子·非十二子篇》在指责子思、孟子的“五行”说时，讲到其说托始于子游，可见子游同这一系存在一定联系。
最近读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涛先生的文章《战国时期的禅让思潮与‘大同’‘小康’说——兼论〈礼运〉的作者与年代》（见本刊第4辑），文中提到《礼记》的《礼运篇》作于子游之说。《礼运》的中心内容是禅让，而郭店简的《唐虞之道》，上博简的《容成氏》、《子羔》等都主张禅让，其间应有关联。梁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但以为《礼运》成于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国以后，则恐不妥当。
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起源应该很早，但在儒家学说中形成高潮，可能即始于子游或其弟子撰作的《礼运》，《唐虞之道》等是在其影响下引申发挥的产物。到燕国的事件发生之后，孟子率先起而反对，鼓吹禅让的风气便煞住了。两批简的儒家著作中，禅让说一时盛行，正与战国中期后段公元前316年以前的形势相当。这对于推断简的时代，也是有价值的论据。
总之，在孔孟之间，曾子及子思一系作用最大，宋儒的道统说还是有相当道理的。
三、老庄之间
相比于儒家的孔孟之间，道家的老庄之间的传承更不清楚。
由于《史记》关于老子的传记突出了所谓“犹龙”的特点，老子其人和他的时代长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存在，至少把《老子》成书在《庄子》之后的一派说法排除了。
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子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365—前290年，所以郭店、上博简中各种书籍也都能为其所能见。
《老子》的形成，应比两批简的时代要早，这是因为下列几点理由：
首先，郭店简里的《老子》三组，只是《老子》一书的摘抄本。这有其内证，《老子》丙组附有《太一生水》，而《太一生水》乃道家后学所作，其文字所本的《老子》篇章，有的不见于郭店简，充分说明当时《老子》绝不限于简本的那么多（李学勤：《论郭店简﹤老子﹥非﹤老子﹥本貌》，《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摘抄本自然要晚于内容更多的原本。
简中还有一些作品，是引申推演《老子》的，例如《恒先》。《恒先》不仅袭用《老子》，而且在思想上有相当大的跨进。这表示《老子》比简早，而且要早相当大的时段。
我们还可以把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书》放在一起考察。《黄帝书》作于先秦，不少学者都认为应属战国中期（参见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龙晦：《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前古佚书探原》，《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其内容多本《老子》，看来《老子》成书应更早些。我曾从各方面材料考虑，认为《老子》其书“不晚于战国早期”（李学勤：《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在《黄帝书》公布以后，学术界为“黄老之学”面貌的揭示而振奋。原来文献艳称的“黄老之学”，其思想富于积极色彩，与庄列一派的引退截然有别。后来的若干法家人物，都曾于此取义，如慎到、申不害以至韩非之流，殊不足怪，而其最晚的作品是久被贬为伪书的《鹖冠子》。
黄老一派道家的重新认识，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这是老子下面道家的别派，对于老庄之间的联系尚未能说明。
释读上博简《恒先》，使我们看到这里缺失的链环。
《庄子·天下篇》于诸子均有批评，最后推尚老聃、关尹，而归结于庄周。文中说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实则这样的范畴并未见于《老子》书内。郭店简《太一生水》有“太一”，我曾以为是关尹遗说（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恒先》开头便说：“恒先无有”，这恰恰就是《天下》讲的“建之以常无有”，其为老子弟子关尹一系的遗说，是明显的。
《恒先》下面还有一串术语，我读之为“大全”、“大（太）清”和“大（太）虚”。三者均见于《庄子》书内，“大全”见《田子方》，“太清”见《天运》，“太虚”见《知北游》（李学勤：《楚简﹤恒先﹥首章释义》，《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可以清楚地看到，《恒先》是《老子》到庄学之间的联络桥梁。
希望本文的简短讨论，能促使更多学者注意孔孟、老庄之间学术思想演变的探讨。相信这方面研究不但会更进一步抉发现已发现简文的秘蕴，还将导致对有关传世文献有深入的认识，在不久的将来，再有新材料出现，我们可以有较充分的准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