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与世长辞了，而他的父亲又在外地当官，于是，这个苦命的孩子只好寄养在东都（今河南洛阳）仁风里二姑家中。有一次，杜甫与二姑的儿子同时病倒了，巫医说，睡在堂屋廊柱东南的地方可以痊愈。二姑的儿子原本在那个地方睡，一听此话，二姑便把杜甫与自己的儿子调换了一下。时隔不久，杜甫竟奇迹般地痊愈了，而二姑的儿子却死了。许多年以后，杜甫才从他人口里知道了这件事，激动得情不能已。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杜甫的二姑病逝，杜甫十分悲痛，如丧考妣，为之服丧，并撰写墓志纪德。此时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给逝者上一个怎样的谥号。众人不由得想到了《列女传》上的一个故事：齐军攻鲁，其时鲁都曲阜（今属山东）郊外有一位妇人，她抱了一个孩子，手里还扯着一个孩子。一见齐军，慌忙扔下抱着的孩子，抱上扯着的孩子逃跑。齐军正要弯弓搭箭朝她射去，见状甚感蹊跷，便追上问她，为什么把一个扔下，一个抱起。那妇人答，扔下的是自己的孩子，抱起的是哥哥的孩子。齐军又问为什么弃所生而抱兄子。答：“子之于母，私爱也；侄之于姑，公义也。背公向私，妾不为也。”妇人的话感动了齐军。齐军认为：“鲁郊有妇人，犹持节行，况朝廷乎？”就不想攻打鲁国了。这事传到鲁国国君那里，国君赏赐给妇人布帛一束，并称之为“义姑”。大家觉得杜甫二姑跟这位鲁妇人太相像了，就“相与定谥曰义”。墓志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无论是杜甫的二姑，还是春秋时的鲁妇人，她们能够全公义、舍私爱确实令人感动。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当今社会较之二位妇人所处的时代前进了一两千年，我还真是不敢恭维当代人的品德。甚至敢断言，如今的人，在私爱与公义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够做到如此割舍私爱，成全公义的极少极少。可能是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吧，为了唤醒人们的良知，这几年有关媒体都动了起来，呼唤“德姑娘”的回归。于是，豫剧舞台上有了《程婴救孤》，电影院里也有了《赵氏孤儿》。《程婴救孤》和《赵氏孤儿》讲的都是源于《春秋》等史籍的同一个故事，故事情节简言之，是一个叫程婴的人为了保全别人的孤儿，而让自己的儿子李代桃僵。可以说，主题与上述两位妇人的事迹几乎如出一辙，不过主人公是男性。
谈到《赵氏孤儿》，导演陈凯歌说：“原著中程婴为保全赵氏孤儿，大义凛然地送自己的骨肉去死，有些违反常理。”并且“担心观众接受不了”，但是，为了“让‘忠义’精神延续”，他“用了一年多时间让故事尽量贴近常识”。陈导演的话说得很有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陈导演很可能觉得原著把程婴拔得太高大了，高不可攀，有些“离谱”，于是，脑子中就不断有问号干扰：“原版”（即史籍中的记载）会是真的吗？当代人会去原汁原味地复制吗？说穿了，他的“担心观众接受不了”，其实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接受。只是因为要“让‘忠义’精神延续”的“天职”，他才绞尽脑汁，苦口婆心地拐来绕去地反复“劝善”，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直截了当地在电影中让私爱服从公义（当然，这不是不要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矛盾和斗争的过程）。这无疑表明，陈导演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底气不足，甚至还有些发虚。导演犹如此，一般的观众就别提了。为什么古人能够做到的，今天的人却认为不可思议？这确实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滑坡得很厉害！
众所周知，人类是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的群体，既有私爱，也有公义。为了维护集体和全社会的利益，必须强调私爱服从公义，甚至为了公义而牺牲私爱。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历史，不难发现，历代都有许多忠义之士。谁都知道，母爱是人类最大的私爱。但为了公义而牺牲母爱的绝非上述两个义妇。东汉有一个名士范滂，因为“党锢之祸”被朝廷诏捕，县令要他藏匿，他却对县令和母亲说：“只要范滂一死，灾祸就结束了，我怎么敢以罪连累县令，又使年迈的母亲流离失所呢？”他的母亲当时就要和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我的弟弟很孝顺，完全能够供养你的生活，我死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就是割舍不下母子亲情。”其母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等忠臣齐名，死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为后世留下了忠义的名声，还想要长寿，这能两全吗？”《后汉书·范滂传》后面的“论”说：“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亦哉!”难怪苏东坡十岁时，其母教他读《范滂传》。东坡很为范氏母子生离死别时的大义凛然所感动，便不自觉地叹息起来，并问母亲，假如儿子也像范滂那样，母亲高兴不高兴？他母亲流着泪水说，你如果真能像范滂一样，我难道就不能做一个范滂的母亲吗？苏东坡在朝不畏强权，仗义执言，与他母亲的影响、教育不无关系。
我想，只有两位义姑、范母、苏母以及程婴的价值观和义举得到了普遍认可，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美德。（宋宗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