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领军人物，他是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也是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杜维明著作三种(《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华人哈佛学子成长为一代儒学大师的心路历程。
在《龙鹰之旅》等三种随笔出版之际，杜维明先生接受了学者栗华的采访，杜先生在访谈中谈个人的学术生涯，也谈中国文化和历史记忆。
儒家与东亚文明
栗华：您这次一共出了三本书：《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基本上都是在美国时候的作品。您能讲讲写这三本书的时候，您当时的状态吗？您好像特别喜欢校园的环境。
杜维明：我从17岁念大学，那时候在台湾东海大学，住校，在台中，一直到现在70多岁，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所以我到北大，许智宏先生说你要来我们欢迎你，我们没有签约，很多人说这是一个错误，我现在想应该要签约。我们没有签约，只有默契。但是我有一个要求，我说这个要求必须满足，我就说希望住在学校，因为我从17岁开始就住校。为什么呢？到美国哈佛留学做研究生，当然住学校。之后我先回到母校东海大学教书，那时候也住在学校。后来普林斯顿请我去教书，住在普林斯顿大学年轻教授宿舍，非常漂亮的地方。后来从普林斯顿到加州的伯克利大学，我住的地方和伯克利大学一街之隔，我在那里举行跟儒家有关系的学术研讨会，到了会议结束以后，当天晚上吃完晚饭，我请大家到家里来举行沙龙，我家就在学校旁边。后来从伯克利又回到哈佛教书，开始我住的地方不在校内，但是步行到学校只要7分钟。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傅高义先生的家里，有一次我到学校里，他说你花多少时间到学校？我说三分钟。他说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捷径，通过这个捷径一分半钟就可以到。后来我做了哈佛燕京社的社长，那也在校园中心，对面就是人文社会研究院，都在学校。所以这次回到北大，我也在校园。
栗华：您是如何走上儒家之路的，少年时候的经历是不是对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杜维明：我从17岁就住到学校，在象牙塔里长大，没有接触到外面世界，没有了解到人间艰苦，这个完全是一个事实。我第一次出国的经验是中学生，1954年我14岁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我是童子军，集中在阿里山受训，童子军在野外搭帐篷，住在野外，要能够打猎，我在那个童子军考试中，在台湾是第一名，作为代表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那是14岁的时候。
那时候有两位从香港来的女童军，我们从台湾来的，有中华文化根基，当时香港是殖民地，而且她们普通话讲得很糟，讲的都是广东话。可是我和她们交流以后，我们在那两周，居然这两位从香港来的女童军可以用广东话背《古文观止》，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很多人物讲得头头是道，我的信心崩溃了。台湾的教育有问题，讲民族精神教育，讲中国文化道统，可不要以为你对中国文化有什么了解，香港虽然属于殖民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培养很不错。
那时候在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位侨生，他的普通话讲得很糟，他也痛恨白话文，他写的文章全是古文，我们国文老师却特别喜欢他，而且他可以写诗，这位同学也给我很大的震动。十五六岁时我碰到一位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然后教我们一点小的诗词歌赋的东西，然后说，今天开始严肃了，念《大学》。然后他介绍给我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那时候正好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中国哲学。结果我一去，牟宗三讲课，十几二十个学生，还有人倒茶，整个气氛，如果现在回想的话，就是以前中国书院教学的气氛，没有任何跟现代教育有关的方式，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决定要考东海，跟着牟先生。
栗华：您长年身处美国，又是如何坚持儒学研究的呢？在我们看来，美国并不是一个儒学文化生根发芽的地方，应该是回中国研究才对。而您的这三本书都是在美国的时候写的。
杜维明：我在台湾主要从事儒学研究，我1962年到美国，我自己也认为是在儒家传统里面进一步研究，基本的典籍也读过一些。可是我发现，假如我不了解中国大陆的思想动向，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海外要了解中国大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人民日报》所传达的信息，另外就是民间，很多西方最好的学者对当时中国整个发展的了解是通过与香港人的交流，比如像傅高义，他对邓小平时代做了很好的研究，他有一本书专门研究地方政府，广州的地方政府，对于广州地方政府复杂的内容、组织结构做了很好的研究。
那时候我已经了解到台湾所代表的儒家不一定比香港好，所以那时候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就是要了解越南、韩国、日本的儒家。当然日文我学了，但是韩文和越文不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儒家是跨时代的大传统，有先秦儒家、宋明儒家、有当代儒家，孔孟的儒家经过很多代人的努力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文化。然后宋明以来，又从中国文化的主流之一成为东亚文明的主体。
儒家与现代文明
栗华：您的这几本书《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虽然是随笔，但其中无不透露着您的儒家理念，这种气质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您的文字中。您在书中提到了要“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这个怎么解释呢？
杜维明：不管是鲁迅还是陈独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我是含恨在心，但是我觉得必须要承继他们的批判精神。儒家的传统在鸦片战争以来，特别在五四以来所受到的摧残和批判，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各种宗教都没有。但是它所有阴暗面都被用特大的放大镜给照查出来，本身不是阴暗面我们也找出它的阴暗面。但它现在依然活着，表明它已经炼成金刚身。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西方有什么价值？就是自我、人权、法治、理性、个人尊严。自由的价值我们太需要，还有民主的价值、法制的价值、人权的价值，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时候，两位儒者参加了，晚清以后的两位儒者，参加的时候就强调我们的人权应该真正属于人类全体，不能有狭隘的宗教精神，所以人权确实代表人类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集体权。再就是法制和个人的尊严。
栗华：我是您的一个的老读者，您新出的这三本书我看了其中的两本，最感兴趣的还是《现龙在田》，我也想到韦正通召集的那次对儒学进行全面反思的学术会议……
杜维明：这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件事，1982年韦正通通过中国论坛杂志举行了对儒学进行全面反思的学术会议，会议在台北召开，参加的学者有余英时、张浩、刘树先。会议的基调是儒家跟整个现代发展没有关系，儒家在中国的影响多半是负面的，余先生后来说儒家是游魂嘛，在美国也没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韦正通邀请我，我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说我有一种感想，可以把我的观点录下来给他，如果愿意发表也可以发表，后来他没有发表，因为当时的基调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儒家已经过时了，儒家完成一些时代的任务，现在已经进入现代化，在台湾，儒家的影响力没有了。所以金耀基非常理解，他那时候是新亚书院的院长。当科学理性受到胡适他们影响以后，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科学主义，量化，可以摸得到、看得到，就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于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受质疑，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逻辑思维，没有认识论。胡适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假如中国没有受到佛教影响，唐代或者汉代中国跟西方能够平起平坐，他打我们，我们把他打回去，受到佛教影响以后斗争的力量就减弱了。我自己认为，我绝对是佛教哲学的受惠者，佛教是我们从事儒学研究非常珍贵的本土资源。
儒学与现实生活
栗华：时隔30年，您的这一套书终于能和大陆的读者见面了。您能不能结合我们现实遇到的问题，比如房价问题，如何用儒学的思想指导我们的职业规划，让我们实现生活的平衡，也实现个人价值。
杜维明：现在买房子太贵、租房子太贵，我要规划自己怎么办，以美国梦和中国梦为题，什么叫美国梦？美国梦就是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房子，当然一部好车没有问题，然后有正常的职业，有足够的资金，每年出国旅行一次。中国的精神文明能够为世界的人的存活和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这是我们的梦。作为一个人必须对你的利益有所考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作为一个经济人，这个经济人是理性的动物，知道在相对自由的市场扩大你的利润而不犯法，这样一个经济人所体现的是你的理性、你的自由、你的权利、你的尊重法律，我们希望这个梦和我前面提到的儒家的梦，除了自由以外还要有正义、同情等其他的价值。
所以这样来看，梦不可能是单一的，在奥运的时候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1900年，二十世纪初，思想上重型的炸弹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诠释，这个梦的诠释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它最深层的忧虑，它的噩梦、不安全感、它的悲愤，各种不同的情绪纠缠在一起，我们要有勇气来面对。现在我们大的困境就是，我们有2500年甚至5000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我们有伟大的民族的集体记忆，但是只有非常短暂的现代记忆。我们习惯于健忘，包括对于这一百年间的历史的健忘。一个伟大的民族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历史。
杜维明著作三种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
《龙鹰之旅》首次收录了杜维明早年间在美国名校的精彩随笔；《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是杜维明1971-1981年在伯克利时期所写的心得随笔；《现龙在田》所收的是1983-1985年杜维明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的随笔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