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持人 人民论坛记者 李冬洁
基础秩序问题导致体制性假话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近来我一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制度的运作是以基础秩序为基础的，而制度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否认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这里所讨论的真话与假话问题，就是基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假话的盛行，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严重的病症。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虚假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假话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假话与对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社会对真话的定向打击是显规则
吴若林（江苏某国有企业职工）：社会对真话的定向打击是显规则，讲真话将面临的代价都是“想得到”的，而那些说真话的人遭遇的悲惨也都是“看得见”的；社会对谎言的热情鼓励是潜规则，虽不能公开听到鼓励说假话的言辞，但是人们能从谎言得到的掌声里听见，也能从谎言得到的奖赏里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保护举报人”的文件政策不敢相信，对“整死你”的高官诳语却不得不信。
“敢于说真话”常被作为美德拿来教育国民，这印证了真话在我们时代的极度稀缺和假话的极度泛滥。可仅仅一个“敢于”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紧跟“敢于”的将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击报复，是生存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威胁。选择真话也就选择了苦难——个人不顾小我之悲用良知支撑起的真话空间是非常有限而且脆弱的。因此，“敢于说真话”在成为一种国民素质要求之前，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机制的保护。
利益时代加大说真话成本
曹朔风（媒体评论人员）：人要生存，就要有生存的保障，就要有对于自我利益的维护和追求。说真话固然考量着良知，考问着品质，但往往说真话面临的却是个人成本的支付乃至于人生的成败与命运的浮沉。不讲真话而说违心的话甚而扯谎、造假，总有设身处地的缘由，总有种种情境，这就是个人切身利益的牵涉。趋利避害的本能，现实生存的法则，都似乎在驱使着每个人的抉择。何况，生存竞争的激烈抬升着个人获致生存资源的成本，也抬升着道德坚守的难度。
自利行为是正当的，否则市场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都会失去驱动力。而没有对于自利行为正当性的认识，个人的安全与利益不会有切实的保护，公平与公正也没有谈论的必要和基础。在这里，“经济人预设”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这种预设不是对性善的价值否定，而是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的：每个理性的人也是“经济人”，他不可避免地要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说真话之难的人性根源，也是事实根源。不过凡事都有个“度”的边线。利益的追逐，行为的自利也有严格的限度，就是不能逾越自我的界限而损及他人的利益。维护道德的底线，现实的意义其实就是在维护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欺骗、毁约、假冒，当虚假和赝品充斥于世，当假话和伪造大行其道，就不是个人或集团的成本支付，而是整个社会的成本透支，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信用的全面瓦解。
应该看到，每个人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职务时，不仅获得这个职务本身所带来的收益，也承担着这个职务的责任。
历史说——
历史惯性与转型期社会的畸形“嫁接”
叶为国（北京一国企退休职工）：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时期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说假话的弊病有了惊人的发展。说“违心”话、办“违心”事成为司空见惯，出现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格言”，掀起过全民“放卫星”的说谎比赛。而“诚”既不存，夫复何“信”?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权欲熏心的人，到了“经济挂帅”的年代自然利欲熏心。官场上说惯了假话，到了市场上焉得不卖假货？而那种为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大利灭亲”、坑师害友以求荣显的时风，与后来为了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坑亲杀熟、以图致富的行为又有多大距离?这些难道不是在“十年浩劫”中早就种下的根子吗?
诚信教育说——
诚信教育缺失是一大遗憾
赵 从（广东省某高校教育系副主任）：说假话现象作为社会诚信缺失的一个主要表现，从广度和深度上看，大有日益严重的趋势。造成这样结局的一大原因，恐怕要与我们长期以来的诚信教育缺失有关。在学校教育阶段，诚信教育远低于对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在社会上，某些欺诈行为利用改革过程中的疏漏得到不菲的利益，而无形中却成为了反诚信的“样本”。要想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诚信教育应该是贯穿于整个国民终生教育框架的一条重要环节。
传统文化说——
“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
顾家伟（北京一社会学研究者）：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对中国传统诚信来说，五伦之外的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应遵循何种伦理准则，几乎是一个空白。尽管我们也从文化上对传统礼仪进行再造，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标准和政治标准，“爱有级差”的道德标准最终演化为现代版的诚信等级。
法制建设说——
缺乏相关法律约束
杨建民（深圳某律师事务所律师）：造成中国不讲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自古到今都缺乏相关法律保障。因为中国人是非常讲究物质性的，凡事以功利为出发点，既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规范社会和人的行为和生活，很多人就往往为了自己的功利目的而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什么阴险毒辣的手段都能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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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缺失侵蚀行业规则
医疗行业——一位医生自曝医院假话倒卖病人内幕
大部分医院都有倒卖病人的现象，有的倒出去，有的倒进来，医生从中收取少则50元，多则数千上万元的“转院费”。倒出去时，一般院方会跟病人说，“你这病到某某医院治疗更好，在我们这花费高”之类的善意的劝说。这样，病人家属甚至很感激呢。一位患肝癌晚期的病人被倒过两家医院后，又倒到我们医院，由于过度治疗，不到3个月，病人就被“折腾”死了。
媒体——炮制假新闻赚噱头
2005年，某报报道：“记者从央视内部获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以往对外宣称自己感情生活空白的央视‘名嘴’王小丫终于在临近不惑之年之际将自己悄悄嫁掉了！夫君就是国内青年才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条假新闻。该新闻被评为2005年十大假新闻之一。
学术界——学术成果“注水”以求荣誉或职称
去年，清华大学一名教授涉嫌论文履历造假的新闻被媒体反复转载，引发了人们对学术界造假抄袭现象的关注。据了解，涉嫌论文履历造假的教授名叫刘辉，之前担任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2005年年底一名叫方舟子的自由撰稿人在网上发表文章，就刘辉简历当中“1999年到2004年担任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中心主任”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一篇署名为刘辉的论文作者并不是刘辉，而是另有其人。经过调查，清华大学认定，刘辉的行为属于学术不端，决定撤消他清华大学教授职务，并解除了与其的聘任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