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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广场,潮水般的人群随一块块红色“书展”指示牌被分流,漩涡似地注入香港书展入口……7月23日至28日,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每天超过10万人次的入场量,让远道从美国哈佛大学来的王德威教授不禁感叹,在这座亚洲动感之都光鲜外表、物欲外衣下所掩藏的文化脉搏之律动竟是如此强劲。
由于距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仅有两个多星期时间,今年书展的主题由去年的“阅读香港”变为“阅读世界”,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也更具国际身份,从美国哈佛大学夏志清弟子、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名海外学者王德威,到两度摘取过美国文坛最高小说奖———“福克纳笔会奖”的旅美作家哈金,再到近年来被网络传为诺贝尔奖下一个得奖者的阎连科……
在本届书展,这些国内外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将眼光瞄准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的问题,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步发展了近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究竟一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纯属垃圾”?还是深藏着还不被西方认知的“世界水平”?记者专门采访了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以及著名作家阎连科等人。
研究者说——
对话哈佛学者王德威
中国当代文学绝不是“垃圾”
对应香港书展“阅读世界”的主题,王德威在题为《文学行旅世界想象》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基本的创作场域上,早就以全球化的坐标为出发点。“无论是江南的苏童,还是西北的贾平凹,可能创作的是一时一地的生活经验,或者是对所在地一个区域人情风物的写照,但经过网络的后现代传播,他们的影响已经是世界性的。”
针对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法中国当代文学绝不是“垃圾”
作为海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著名学者,王德威在美国有一间工作坊,常年来,他把台湾的当代文学重要作品翻译给西方读者,同时把大陆的当代文学介绍给台湾,介绍给美国。
王德威认为,在今天这个繁复的时代、资讯的时代,文学必须处于一个流动的状态,必须比以往呈现传递不同的现象,建构不同的对未来的憧憬,“文学不应该为一时一地的生活经验所局限,而应当远远超过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被放大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过去发展30年里呈现出来的这种丰富性、想象力的“井喷”,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五四”文学遗留的“转移性情,改造社会”(鲁迅语)的定位与功能。
针对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指责,王德威认为,顾彬的言论属于“一竿子打翻一条船”。
巴金、茅盾、老舍文笔很差?当代小说写作回归文学本质
王德威主张从更广泛的定义看待中国当代文学,因此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里,不仅包括大陆作家王安忆、贾平凹、阿城、莫言、余华和阎连科等,更包括了大批台湾、香港以及新马地区、欧美地区华人的当代文学创作。比如,30年前初出台湾文坛即被誉为“小张爱玲”、今已跻身台湾文坛大将的台湾作家朱天文；毕生希望回到中国大陆寻找文化精神归属的马来西亚籍作家李永平；以及为回归之前的香港社会写下一幅又一幅惊心动魄众生相的香港传奇女作家黄碧云等。
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戏谑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一杯粗制滥造的“二锅头”,而现代文学才是芳醇浓郁的“五粮液”,王德威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左。他认为,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确实被无限放大,使其承载了它无力承载的重负,而导致了文学道义化、功能化、政治化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结果。
一如“80后”小天王韩寒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指责:“巴金、茅盾、老舍的文笔很差”。王德威指出,近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对“五四”文学传统作出“回归”:当代文学不再担负五四新文学时期梁启超所讲的“有益世道人心”、“经国大业”等重任,而变为一种更为精致的“手工业”。当代小说写作已经擢升为一种神秘的“炼金术”,完成了对纯文学更为本质的“回归”。
“五四文学传统是,文学写作要反映人生的真实,为心灵和地理上的原乡中国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但21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已经把心灵放在更驳杂、宽广的对‘异乡’的想象里进行,呈现出更为繁复、缤纷的境界。”王德威举了阿城和阎连科为例:作为80年代寻根作家重要代表人,阿城笔下的乡土情怀已经不局限于出生地,而是从他上山下乡途经的每一个“异乡”———内蒙古、山西、云南,培养了作家对乡土的独特看法；阎连科虽然一直以自己故土河南贫困老家为创作源泉,但无论是《受活》的残疾人,还是《丁庄梦》里的爱滋村村民,都呈现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异乡”特质。
王德威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30年来通过原乡与异乡各种交织缠绕的想象,铭刻了一段对中国当下纷繁精彩现实最缤纷的多轨迹记忆,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
为何频频无缘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无需外在标杆来证明
究竟是什么阻挡了中国当代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王德威对这个问题一笑了之:“这说穿了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绝对是一个语言障碍的问题。”他认为,在国外文学市场,基本上很少看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精妙的翻译,无论是英文、法文、瑞典文的翻译障碍,严重阻挠了中国当代文学问鼎世界文学大奖的道路。
这个观点不禁令人联想起钱钟书生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连连指责:“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不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为甚”；“巴金的书译成那样,那种烂译文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一定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王德威指出,若是以大国崛起的心态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会发现,中国当代文学已无需要这种外在的标杆来证明。
尽管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频频“辩护”,王德威依旧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上面临的严峻问题:“令人担心的是,一批在80年代业已成名的中国作家,新世纪后创作上呈现的普遍水平下滑趋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些曾经令我们崇拜、激动的中文作家,今天的作品很多都让我们失望。” (李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