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坛授徒的春风化雨，齐国稷下的百家争鸣，雅典学园的和谐快乐，成为东西方文明取之不竭的清澈源泉，也奠定了东西方学术共同遵循的自由精神与宽容平和。相比之下，阎崇年先生、于丹教授等人“重兵护驾”、光怪陆离的反常面画，可谓古今罕见、绝无仅有。虽然也可标新领异、吸引眼球，但却与东西方文化传统都大相径庭。如果春秋百家和古希腊哲人们复生于今日，看到天下竟有如此“威猛”的学者，不知该如何目瞪口呆？性情中人的孔子老先生，没准还会大吼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众多学者指出的于丹教授误读《论语》，签售时有读者高举“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表达抗议，也就不足为怪了。于丹教授的误读孔子，不仅仅是马千里等学者早已指出“一分钟一个错”的学术硬伤；更是对孔子、庄子在文化精神上的本质误读，在有意无意中“矮化”着中国文化的精神高度。
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掀起一波波精彩大潮的今天，“武装保护”的学者签售，爆料出位的明星学术，以拒绝大众的话语霸势、热浪滚滚的炒作传播、追名逐利的狂热表现，挑战着大众对文化市场的公信度和忍耐力。众所周知，文化良知是文化人格的底线。超越底线、弱化良知，这究竟是个别学者的错位？还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重兵保驾签售世人瞠目 令北京城市形象受损
更值得忧思的是，这组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武装保护”签售画面，竟然出现在第八届北京图书节上。作为中国首都和闻名世界的历史名城、首善之区的北京，难道治安当真糟糕到如此地步，连学者售书都要保安挥臂、钢盔掩护了？无论主办方出于何等善意的考虑，但这幕“武力签售”在当下的惊爆上演，却难免让国人产生出不必要的误解与担忧。身为北京出生的70后女作家，我的笔此刻变得无比沉重，隐隐感到内心深处的疼痛和伤害。
行文至此，“重兵护驾”图书签售的客观效果已经毋庸多言。那么，为何前文提出请两位“明星学者”思考是否应下课的想法？这里，我所说的“下课”，是请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走下大众讲坛，在普通大众和大众传媒面前“下课”。这种想法，引发于阎崇年先生近日提出的、有资格与他对话的三重标准。
10月9日，阎崇年先生针对记者采访，首次对掌掴事件做出回应，否认此次“签售被打”缘起学术之争。对有资格与他进行学术论争的对象，阎崇年先生开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应该说，这三条杠画得相当高，不仅普通大众根本无缘，而且连大多数历史专业的学者、学子，也不在阎先生的视野之列。这段回应，其实是对大众文化资质的否定，对公众渴求真知、渴望对话的拒绝。
既然拒绝与大众平等对话，把人民大众毫不客气地划在了学术论证的圈子之外，阎崇年先生和于丹教授等明星学者，似乎就应回到符合阎先生三条标准的学者小圈子里去，不再占领大众话语平台。况且，与其这样战战兢兢，依赖钢盔保安来隔离大众，不如恭恭敬敬地向大众鞠个躬，坦然宣布下课。而后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真诚的学术见解和朴素的处世原则，重新赢得公众的谅解与尊重。阎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