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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重返青铜时代:千年湖泊沉积揭示青铜历程(3)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新京报  作者:秋痕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增加铜的流动性 
  铜器里为何会有铅呢?古人制铜,并不只用铜,会加锡或铅。铜的熔点很高,达到1083度,在这样的高温下,把铜水倒出来时,它的流动性很差。“好像过年打糍粑一样,总是粘锅,最后倒到模子里以后,不能填充到每个地方,最后得到的铜可能就是这儿一个孔,那儿一个洞的。”而加了锡和铅以后,就降低了铜的熔点,改善了流动性,使得铜器光滑美观。 
  铅和锡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增加铜的韧性。纯铜有很好的延伸性但硬度不够,而青铜剑如此薄却是杀人利器,是因为里面添加了锡。 
  锡易变,不能保持矿山时期的同位素特征。因此,金正耀认为铅同位素就成为了判断文物来源的重要工具。“任何含铅的器物,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测定。”通过铅同位素的考证,可以得知中国最早的玻璃是从两河流域进来的。此外,陶瓷器中的铀也含铅,可以同理考证。在青铜器真伪的考证上,铅同位素的考证也同样有用。 
  化学上,铅被称为“示踪”金属,可以像跟踪器一样跟踪器物,其他此类的金属还比如钡,现代医学常用“钡餐”跟踪胃部疾病。 
  可是,铅同位素有个致命的弱点:一旦不同产地的东西混在一起,铅同位素测量方法就失效了。“铅同位素的比值越高,就表示来源越单一化,相当于来自同一个生产厂家,而比值下降就表示进入沉积物的铅的来源发生量变化,或者一些低比值的矿床,尤其是一些超大型的矿床,生产出来的铅同位素比值影响了整个世界。”张干说。 
  而工业革命后的历史,基本上铅同位素的方法就失效了,因为全球工业化和贸易全球化导致了铅的来源全混在一起了。不过,张干认为,于此同时,也可以凭借铅同位素比值的下降判断工业革命的开始,比如,他们这次研究中,就看出了中国的工业革命要晚于西方。“铅同位素比值下降,这是典型的工业革命的标志”。 
  位置重要,时段也重要 
  因为铅同位素的方法只有在来源单一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因此,合适的位置几乎就成了决定研究成败的关键因素。 
  金正耀认为,尽管铅同位素可以用来判断工业革命的起点,但其更多的作用还在于判定以前的工作。“三代以后的时期有更多的历史文献记载,就不必费力做这些东西了”。他举例说,目前发现已知的商代矿山只有两处,但商代历时四五百年,肯定不会只开采两处矿山。如果能够用铅同位素发现更多的古矿山,那意义就很大了。 
  此外,铅同位素还可以判断文化交流的程度,比如《三国志》记载,魏明帝曾向倭女王赠“铜镜百枚”。日本现在也出土了很多汉代的青铜器,有些是中国原料制造的,有些是仿品。铅同位素的方法可以成为鉴别工具。 
  青铜器最早产生于两河流域。而东亚的青铜器技术是否由外地传入还是本土产生一直存在争议。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是仰韶文化铜器,产于公元前三四千年左右,晚于西亚一千多年。“不排除两河流域的技术进入中国。”金正耀说。 
  不过在国内,铅同位素比值的效用到底有多大还是存在争议。“这可以判定一些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做大量的数据。光凭几件东西很难说。”科技史学家华觉明说。 
  李学勤也认为,铅同位素的比值在冶炼时,或从矿石变成金属再变成器皿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那这个方法也很难再测了。不过他同时认为,像梁子湖研究是从环境而非青铜直接做,性质可能不同,但其中的铅同位素比值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凭一两个青铜的铅同位素比值来判定,算是一种说法还是可以的,但要下结论的话,还得从很多方面来做研究。”华觉明说,“也许我们永远也得不出结论。”
  - 延伸 
  为中国冶金史断代 
  该研究将中国冶金史分为了五个阶段:史前阶段、早期青铜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后青铜时代和近现代。 
  1、史前阶段 
  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每种金属沉积含量都很低,基本属于自然形成。 
  2、早期青铜时代 
  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328年,金属沉积含量开始增加,说明了采矿业的增加和金属的使用。 
  3、晚期青铜时代 
  到了公元前467年到公元224年的晚期青铜时代,各类金属沉积物都开始剧增,这个时期正好是战国时期与汉代初期。 
  4、后青铜时代 
  到了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220年开始,制陶业开始发展,铁器也开始慢慢推广起来。 
  5、近现代 
  进入近现代(1900年后)以后,各类金属沉积物的含量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高峰,这同时也意味着工业革命在中国的展开。从沉积物可见,从元末明初开始,铜、铅、锌的含量开始增加,而明初正好是农民起义遍地,战乱频繁的时代。此后贯穿整个明代,铜和铅含量有所减少,直到19世纪开始才继续增加,不过在清末1830年至1880年的五十年旱灾期间又有所减少。 
  到20世纪初,各类金属沉积含量都开始明显增加。 
  新知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金煜 
  本专题感谢: 
  张干(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金正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 
  华觉明(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 
  祁士华(中国地质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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