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德清
北京玉渊潭公园西湖的北侧有两伙票友，一伙是京剧的票友，一伙是秦腔的票友。京剧之适合京城正因为其是热闹场面中的热闹剧，而秦腔中的苍凉之感，在此就显得多少有些另类了。
在这个金融风暴劲吹，而天下依旧太平的时代，贾平凹的《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也多少有些另类。这相当于把一幕乡土中国崩溃的悲剧强行推入大众视野之中。在一个已经习惯于在帝王剧和主旋律中享乐的时代，在一个围绕着韩寒、郭敬明而娱乐化的文坛，这未必是人们所喜欢的事情，因为，这太沉重。
然而，无论中国当代文学怎样躲避崇高、回避现实，乡土中国的崩溃却是多年来一直在发生的事实。中国体制内或市场化的作家多如牛毛，不管他是贾平凹还是阎连科，抑或李锐，自然会有人逆流而上，写下一些什么，给沉浸在经济狂欢假面舞会里的中国人，暗地里下一“黑手”，戳一戳肉体上正在流血的刀口。
从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来看，虽然其间相隔十余年，《秦腔》却是《废都》的延续。《废都》勾勒出了一座转型时期城市知识分子精神坍塌的废墟，《秦腔》则是立在这个废墟前的一座墓碑。贾平凹一再说写《秦腔》是要为他的家乡棣花镇立一座大碑。在中国的语境中，碑无非是为死人而立，这也意味着在贾平凹的心目中，他的故乡已经死亡，乡土中国已经在时代大潮中崩盘。
因此，《秦腔》指向了一种悲剧性的结局。整个小说情节的层层推进，实质也是把故事中的不同人物推向死亡，为其建立一座座墓碑的过程。小说中清风街老支书夏天义的墓碑是块无字碑，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贾平凹借了武则天立无字碑这一桥段，无疑有任后世评说之寓意，其实也寓意着《秦腔》本身也是一块无字碑。
然而，吊诡之处正是在于，无字碑本身即意味着放弃了言说与评判的权利，贾平凹以三年时光、90万字而堆砌起一座大碑之后，却又不肯言说。这既可以理解为欲言又止，也可以当作是无话可说。而无论做何解释，都无疑表明了这位陕西省作协主席直面现实时候的谨慎之处。
《秦腔》选择以疯子张引生的视角来观察清风街发生的一切，并非偶然。小说采用零碎化的“痴人说梦式”叙事，本身就是对既有的理性判断以及正常价值观的否定，是要尽量做到一种零价值的客观性。或许贾平凹仍然感觉这种去价值化的努力不够彻底，于是借张引生的自宫而阉割掉了整个小说叙事的主体性。贾平凹正是通过这种自我阉割，成就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小心翼翼的现实主义。《秦腔》掀起了一个悲愤的高潮，结果却又遁入了犬儒的怀抱。这既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无力感，也使《秦腔》变成了一声面向现实的无力的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