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沈彬
据《新京报》报道，受北京市政府委托，北京爱卫会等单位正在起草地方法规，拟把个人在公共场所违规吸烟的罚款从10元，猛增到200至1000元。
在公众场所限烟、禁烟已是文明社会共识，但依法定权限和程序禁烟，也是法治社会必需。然而，无论是实践中还是法理上，千金重罚都是无法执行的“第22条军规”，相反我们隐隐看见了背后权力自我膨胀、自我授权的影子。
首先，爱卫会不可能有足够人员在全市范围内执法，无人执法必使法规成为空文。奥运前北京大禁烟时爱卫会就不得不“培训1000多名控烟监督员”去执法。爱卫会是事业单位，经合法授权是可以执法的，但不能把处罚权转授别人，“控烟监督员”没有执法资格。既然承担不起全市范围禁烟执法的重责，为何还要给自己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权力有自我膨胀的倾向。如果法规无法执行，那就是对法治的最大冒犯，希望爱卫会在自我授权时能慎重考虑。
从法理上说，千金重罚与上位法有悖，《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的“违法行为”时，除了适用简易程序处罚50元以下的外，不能当场做出处罚，必须先听取当事人的申辩，保存证据，事后才做出决定，可能还要有听证程序，否则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卫生部门无权限制人身自由，也无权扣押当事人证件，当事人一走，千元罚款还有何现实意义？所以长久以来，我国中央、地方对于个人的吐痰、抽烟等的处罚一般都限制在50元甚至20元以下（20元是当场“收缴”罚款的极限），一旦突破，势必造成执法混乱。
控烟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我们乐见政府部门的投入和作为，但千金重罚绝对不是禁烟的灵丹妙药，相反可能沦为部门利益“自留地”。上海 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