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思想史不能错过简帛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简帛研究中，中西学者的区别主要在哪些方面？
艾兰：西方学者对中国古文字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原因就是楚国文字的研究很难，西方学者古文字学得很好的不多，但年轻学者中顾史考和魏克彬的古文字学很不错，可是我们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哲学或历史的角度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比如，我研究过历史传说，读了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简《子羔》、《容成氏》，就会把它们和我原来的假说放在一起研究。以色列的学者尤锐对战国政治思想的发展特别有兴趣，所以他也研究过这些。有的学者对口述传统和记载文献的关系有研究，楚竹书中也有一些有关的材料，譬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利用楚文字竹书讲《诗》研究这类的问题。研究竹书当然研究哲学或思想史的人最多。也有比较多的人注意到竹书，比如郭店的《性自命出》和上海博物馆类似的《情论》，谈性、命、情，和传世的书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对于《五行》，也有人对其关联思维做研究。在研究中，学派的问题和宇宙观的问题也比较热。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出土的简帛对于西方学者深化对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等的认识发挥了什么作用？
艾兰：新出土的简帛，特别是秦朝以前的楚国文字竹书，应该从音韵学、文本的历史到思想史等很多方面突破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我相信20年以后，古代中国学会有很大的改变。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一样，都是做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研究。现在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用这些材料，不一定把简帛学当成一个专业来研究，但不能完全不管这些材料。这些战国竹书的特点是他们和中国传统的古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也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我提到了我研究过禅让的传说，利用传世的文献，不知道有《唐虞之道》也鼓吹禅让，可是一看见他们那时的争论，《孟子》的一些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