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论清学史
章太炎于梁启超与钱穆之前，对三百年清代学术史已有论述，并勾画出几条清晰的线索，虽多少反映其个人的意识形态与学术背景，与梁、钱所述自有异同，然清学史的基本架构，却由章氏先立。
章氏先指出，宋明理学到了清代，已经枯竭无华。他注意到颜元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强调德、行、艺，以实践实用之学，如兵农钱谷之类，来替代无用的读书与静坐，认为颇有“燕赵之士钝如椎”的北方学者风格，可称大儒，然而并不赞同颜元的矫枉过正之论。若颜元“舍谱学琴”之论，就不够全面，书与谱都是符号，而书比谱更难以掌握，若不讲读，则更难领会原意，然则非书不可读，而是要读好书;难道即有好书，也要一并废弃?太炎也不以抽象思维为无用，静思亦非禅宗独有，若西方的哲学，陶冶性情，如沐浴膏泽，于民未必无补。不过，章氏虽欲正颜，然对颜于明亡清兴之后，不出仕宦，认为是不忘光复，则颇为激赏。
太炎以人品作为评论学人的准则，显而易见，而人品辄以是否出事满清而定，故清初三杰中，视王夫之最清，因其藏身榛莽之地，与胡人政权完全隔绝。顾炎武读书不忘兴兵恢复，至事败则研究前人的制度，有待于后人，其才识也相当高，不下于船山。至于黄宗羲，所著《明夷待访录》陈义虽高，实对清廷有所期待，与王夫之的《黄书》相比，太炎认为梨州应该感到十分惭愧，所以又写《非黄》一篇，断言:“黄宗羲学术计会，出顾炎武下甚远;守节不孙，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太炎推崇戴震，不仅仅其在朴学上的成就，而且深知在清帝国统治下，民生痛苦的隐曲，所以才发愤写《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讲求平恕，明言死于法，尚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道出所谓天理可以杀人，犹厉于刑法。按震之意，如以其言施政，在上者不苛刻，在下者无怨尤，衣食滋殖，可致刑错，为此追究性命之本，方知情欲不可灭绝，情欲当亦是理。太炎认为，此乃戴震为了改进当时的政治而发，然则时人或以其攻伐朱子，后人或以此比附西方功利主义，均未真正明了戴震的意思。
太炎认为，戴望无论在学术和人品上，都与戴震不相称。戴望虽未出仕，但“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显然将帮助满清平乱的曾国藩，视为江洋大盗，以寄曾门为耻。他自也将清代学术的迟滞，归诸满清政权的高压政策，文人学士有所顾忌，无论歌诗文史作品，不免粗制滥造;再由于愚民政策，传统的经世济民志向也呈衰竭现象。太炎将思想钳制视为学术思想窒碍的原因，固然有反满的背景，自亦言之成理，并长期以来为现代学者所接受。
按章太炎的思考，正因思想遭到严密控制，清初大儒顾炎武、阎若璩、张尔歧、胡渭等人，只能从事经学考据，遂下开清学的主流。不过，这些大儒虽称硕学，但草创尚未精博，直到乾隆朝始成系统，可分吴皖二派。吴派由惠栋所创，其学好博而尊闻，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都能笃于尊信，缀次古义，但很少有自己的主见。然而，在此风气影响下，王鸣盛与钱大听等，稍益发舒，汪中、刘台拱等又渐次兴起于扬州。余萧客的弟子江藩治经，陈义尔雅，渊乎古训。皖派则始于江永与戴震，讲求综形名，任裁断。“规模闳远”的戴震就是江永的学生，深通小学、礼经、算术、舆地之学，在京师任教时，名家如卢文貂、孔广森都问学于他，他的学生中还有段玉裁、王念孙等人，皆能以经传相互证明，解决古书文义的疑难，认为这种“小学训话，自魏以来，未尝有也”，其后俞樾、孙治让都是承袭王念孙之学，认为戴震以下经儒学问的精华，实在小学;通小学庶能上朔古义，断以己见。这一段话点出乾嘉朴学的渊流，太炎本人师从俞樾，小学也是他学问的根本，在其心目中自是清学之精华。
章太炎并不认为，乾嘉学者所治仅是汉学，如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精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皆非只治汉学之证。魏源指乾隆中叶惠戴以下之学为无用，然太炎一本反满的立场，认为处满清统治的无望之世，出而用世反而帮助敌人，若欲与敌人相抗，罗网周密，难有作为，也只有埋首于训诂，并非不关心生民哀乐，实因时代现实之故。所以，他认为乾嘉朴学虽不足以应世尚，却至少有三大长处，一是讲求实证，故不欺一诈;二是用力作学问，故不期侥幸;三是习劳思善，故不偷懒。他遵奉朴学，可谓毕生不移。
吴、皖二派之外，太炎标出浙东之学，认为肇自明末，万氏兄弟师事余姚黄宗羲，虽杂陈汉宋，但万斯同独尊史法，讲求史学，其后邵晋涵、全祖望等继之，善言明末史事，至章学诚更张大刘散、班固的史学。此一由浙东学者所形成的史学流派，在现代学者之中亦由太炎先发。更少为人注意者，太炎还指出，浙东尚有礼学一脉，至黄式三始与皖南经学交通而合流。
太炎对桐城派在清代的兴起，更有非常现代的特殊见解。他从地理影响人文的观点人手，指出太湖之滨的苏州、常州、松江、太仓等地的自然环境，使该地民性佚丽，喜好华丽的文辞，在学问方面也就喜欢浏览而无纲纪。然而出自皖南徽州的戴学，由于地处高原，其民勤苦，治学也求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形成皖南经儒与苏常文士截然不同的学风。太炎认为由于戴震名震京师，诸儒震悚，天下遂渐渐轻视文士，文士与经儒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恶化。方苞等桐城文士标榜曾巩、归有光，亦欲借程朱宋学之尸以还魂，谓之桐城义法，以便与戴震抗。但是依太炎之见，桐城诸家并未得程朱要领，只是大言自壮，因而更遭轻视。姚鼐想做戴震的学生，未被接纳，意有不平，遂持论痛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更极力非议汉学，更不相容。太炎认为，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两者截然分途，乃是很自然的事情。
然而太炎指出，文士虽以华词自喜，却以不习经典为耻，因而有务为瑰意眇辞的常州经今文学之兴，以供文士之需。今文宗公羊，其复兴始于庄存舆，其徒刘逢禄开始专主董仲舒，其词尚温厚，至宋翔凤最善附会，杂以谶纬神秘之辞，“其意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到了道光末年，魏源好言经世，但太炎评价甚低，谓其夸诞，晚年牢落以治今文为名高，然既不知师法，亦不通小学，以至于乱越而无条理。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甥，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邵懿辰以《逸书》、《逸礼》为刘歆矫造，反信东晋古文，未免真伪倒置。太炎认为此三人都是喜欢卓荧之辞，欲以前汉的今文经术，助其文采，实不知经术的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俄语，文士只是利用今文，实不通经。不过，他认为戴望述公羊尚有师法，其学流传于湖南与岭广之间，王阖运遍注五经，其徒廖平，时有新义，虽亦有不根之说，然远胜于魏源等人之绝无伦类。公羊学仍不免使浮竞之士如康有为，延缘绪言，写成《新学伪经考》，指刘歆伪造古文经。太炎嘲讽康有为想当清帝的国师，又何必讥王莽新朝的国师刘歆呢。这一段讨论文士与经儒之交涉，以及经今文之兴，颇具特识，也能勾画学术之兴的清晰线索。
清代的经儒，世称汉学家，但章太炎认为，除了清代的今文家之外，其余与汉儒绝异。大体而言，清儒不似汉儒以经术明治乱，所以短于风议;然而也不似汉儒以阴阳断人事，所以长于求是。短长相较，清代经儒所论，虽然远阔难以实用，但是不谈鬼神、象纬、五行、占卦之术，故能不以神教来蒙蔽六艺，而将六艺视为古史，故能得知上古以来人事的隆污之迹，可以据此明流变，审因革，虽然有时不免琐碎识小，然至少远于巫祝。魏源深诋惠、戴等所治汉学无用，然太炎指出，魏源实与常州今文派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康有为更以孔子为巫师、教主，并提倡大同说以消饵满汉界线，类此都是汉学的咎戾，其罪渊则造端于吴学，而常州今文学为之变本加厉。足见他不满今文，因其夸巫，讲神道而不讲人道;在此他以现代世俗化的观点作论断，未必仅是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
惠栋与戴震之学至晚清时已衰，太炎认为惟有番禺陈澄能纠合汉宋，其弟子尚能凭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至翁同和、潘祖荫专以诌媚奉承的话来招诸小儒，清学开始大衰。其故实乃学者心术已不正，专门以刺探贵人意志为应对之资，风气败坏，学术自亦凋零川。太炎自身的学术即承继清学而来，尤其是朴学对他的影响卓然可知，此一影响也可见之于他对清学史的评价，然而他身处清学式微之世，特具的忧患意识，自亦可见之于其论述之中。
结论
章太炎并不是现代的专业史家，他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然而他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做了新旧学术间的一些承授工作，无论在文学、哲学、语言文字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他承前启后的贡献。本文仅就他与现代史学的关系，作一讨论。现代学者论章氏史学之文已多，然大都就其民族主义立场着墨。民族主义固然关系重大，但不能仅就其反清排满的政治立场发挥，更不能以其政治宣传文字，作为评论其史学的依据。他的民族主义史学仍具有坚实的史学基础，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在作出了贡献。
章氏拟写的中国通史未成，单行的史著只有《清开国别记》，并为章氏丛书三编之一种，行世者惟正续两编，故较少人知，论者偶然提到，似尚未有深人分析者，本文特专节论述，其书篇幅不多，然一本最原始的档案资料，大有实证派史家的风范，俨然是现代史学的草创之作。
太炎所著《訄书))初刻本原是诉求变法之书，再刻本已是声援革命之书，可称以学术为本，政治为用之撰述，民国以后，再予增订删改，并更名《检论》，体用均归诸学术，其中论及中国学术的演变，颇多新见，亦可称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草创之作。本文仅就其论清学史部分，略加表述，以见一般。
史学仅是章太炎学问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与中国近代新史学有关，近百年中国现代的史学史应有章氏一席之地。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