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认为，当下群众文化的生成或者说它的发展变化，有哪些外在和内在的条件？或者说，有哪些因素在推动着它的不断变化？
周志强：我想，群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这样几个条件：首先，要有较为成形 的文化传统或艺术传承。当我去新疆乌鲁木齐的时候，看到广场上的人们自发演唱秦腔、围成圈子跳维吾尔族舞蹈，无形中我被这种热闹的气氛所感染。同时，也深深感到这个地区有着不同的艺术文化传统，唱歌跳舞的文化传统对当地的群众文化发展具有主导性意义。
其次，群众文化的发展，要依靠较好的社区环境和社区爱好者的组织。很多地方群众文化的发达，乃是因为有了居住者成分复杂的社区，有一帮组织能力突出的、比较得力的爱好者。
再次，群众文化的发生和发展，还要依靠政府文化管理部门的支持或者扶持。很多时候，城市中有了公园绿地，才会养育群众文化活动——这样，这些活动才能不扰民，才能尽情自娱自乐。
在今天，群众文化的发展，背后也有比较吊诡的原因。比如，媒体娱乐文化的单一化、傻乐化，常常不能满足人们娱乐审美的要求，也会促成街头娱乐、社区娱乐的群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
在我看来，目前社会中的群众文化也存在着庸俗化和反智主义的问题。在文化娱乐日益发达的今天，缺少智力含量的群众文化形式常常会慢慢失去参与者，最终慢慢消亡。
记者：傻乐化、庸俗化、反智主义是您批判一些大众文化现象的主要着眼点。大众文化单一的娱乐化倾向，的确常常忽视人们心底最感性而细腻的精神活动需要。群众文化也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吗？您认为这些问题是源自于大众娱乐文化的渗透和影响吗？还是群众文化自身的问题？群众文化既然源自于民间文化发展的自身需要，它是否能自动涤荡掉这些外在的不利发展因素？
周志强：事实上，群众文化的形态本来没什么庸俗和高雅的问题。比如，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多年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品格和形态，无所谓通俗与否。但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群众文化却受到商品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娱乐文化的傻乐主义倾向的引导，也呈现出反智主义的、庸俗化的一面。广义地说，麻将赌博、歌厅娱乐或者网络恶搞，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就政府而言，对于群众文化应该暗中去进行引导，甚至可以有效组织，将本地的艺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引入到群众文化中来，使之提升自己的智力指数。
群众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显得经验鲜活，但是，却不够细腻。群众文化一方面可能会成为傻乐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另一方面，它对个人生命经验直接呈现的这个特点，又让这种文化不使用细腻的方式来征服别人，或者使用快乐来迷醉大家。群众文化的生活气息，反而使之总是沉浸在踏踏实实的现实层面，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娱乐的一种方式。
在这里，我想，中国的群众文化应该向一种较多个人生活色彩的丰富多样的“社区性质的群众文化”转型。社区，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人们强化人际交往与情感交往的重要区域。现代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围坐在电视机旁，而不是围坐在一起聊天、说话、唱歌。而群众活动，却可以让人们面对面交往，克服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冷漠感。
记者：那您认为，政府对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扶持，应该从哪些层面入手才会有效？具体应采取哪类措施？
周志强：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应该积极为质量高、水平高的群众文化娱乐提供方便，提供场地，提供支持。比如，开辟公园戏曲园地、图书馆市民讲堂、社区演出场地等。也应该鼓励电视台、报刊对质量好的群众文化进行报道和宣传。总之，一方面要引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要支持和扶持。
记者：确实如此，群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和相关文化部门的积极引导和扶持，尤其是文化上的建设和引导尤为重要。这需要与社会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紧密结合。最后想跟您谈谈关于广场文化，您刚才也提到在新疆感受广场群众文化的经历，在中国，广场文化是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产物。您认为，广场文化与群众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广场文化对群众文化将产生什么影响？
周志强：前面也提到，今天的群众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城市街头、广场的文化形式。在这里，广场所养育的群众文化，乃是一种公开的、多向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文化形式。相对而言，广场的观看者和生产者，积极交流，热情呼应，构成了群众文化最有魅力的方面——民间狂欢。
记者：真的很受启发，谢谢您周教授！
周志强，男，1969年出生，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华美学会审美文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写作协会副秘书长，《语文报·大学语文专版》执行主编，《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明道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汉语形象中的现代人自我》、《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等专著5部，发表各类论文、时评百余篇。
□周志强／本报特约记者／牛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