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又从《明实录》进一步得知，范察与李满住乃同姓兄弟，都是阿哈出的儿子。据明太宗实录，永乐元年，女真野人阿哈出等来朝，设立建州卫。《明实录》的记载，更充实了明廷与建州关系的内容，如正统二年，童仓奏报，其父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被野人所杀，与叔凡察等潜往朝鲜，并请协助等，记后续情况甚详，且证实猛哥帖木儿为董山之父，凡察之亲兄，以及叔侄不和等事，之所以另设建州右卫，即因两人争执不休之故。其后董山叛抚无常，终被擒杀的经过，也详见于《明实录》。
范察的孙子纳郎哈与董山同叛而遭诛，因无嗣乃以叔父卜哈秃承袭;董山则由子脱罗袭职，均悔过来朝，明廷遂命其“统束本卫人民，再犯不贷”。成化二年(1470)，建州卫都指挥兀者秃木欲侵朝鲜，同年冬建州为明巡抚辽东都御史彭谊所破，擒斩建州酋。太炎认为此酋即兀者秃木，然不知此人与范察、童仓、董山的关系，也可能是李满住的别支。不过，彭谊破建州之后，复以董山的儿子脱罗为该地的指挥川。
董山事既明，继董山之后叛乱的伏当加，则由于明朝辽东守将的处置不当，激发边患。成化十五年(147}}，中官汪直更欲立功固宠，虚张边警，声称贼酋伏当加欲纠三卫人马人寇，请明廷出师讨之，然兵部认为罪状未著，宜相机战守，但汪直不听，说动朝廷出兵，并以其为监督，便宜生杀，至广宁遇见六十余名来贡的建州头目，竟诬以窥伺而掩杀之，大军遂人建州，出其不意，年轻力壮者几尽逃匿之后，杀掠留下的老弱者，并焚烧庐舍而还。翌年，建州女真即以复仇为理由，进犯辽东，长驱四百余里，俘虏到的人，不论男女，全部肢解以泄愤，并夺牛羊，烧房子，更不计其数，辽东骚然，边将只能自保而已。汪直、陈诚垮台后，重新启用文升，巡抚辽东，塞上才稍安宁。伏当加显因报复而人寇，然到底与范察、董山是何种亲属关系，太炎并未能考出;不过，太炎指出，《清实录》述范察与肇祖(即猛哥帖木儿)之间，本来就缺了一代，不知有纳郎哈，也不知卜哈秃，更不要说伏当加了。
按照《清实录》所排的世系，从肇祖到太祖努尔哈赤，一共六世，然而顺治皇帝祭告天地，追崇太祖以上只有四世，清代的永陵亦只有四世。如此龃龉，依太炎之见，乃清室的始祖并未载诸谱牒，口耳相传，以致有误。他又指出，孟特穆乃猛哥帖木儿之从孙，不可混为一人。孟特穆与福满父子之所以不见于明朝文献，太炎认为因其未曾袭职之故。自成化末年到嘉靖中期，辽边较宁。至王杲作乱，才开启清命，然清代官书既多缘饰，明史也甚简略，但太炎见到当时参与辽事的茅瑞征、王在晋，却皆记载颇详，遂以茅、王二家言为本，参照《明实录》、《明史》，以及清代官书，来论述清景祖觉昌安，清显祖塔克世，清太祖努尔哈赤三代的事状。
王杲于嘉靖末年，约当16世纪的后半叶，成为建州右卫的都指挥，即范察的故地，横行边陲;后授都督，益为不轨，可见王杲必是建州的大酋。清景祖兄弟六人，分割赫图阿刺之地，称六贝勒，而王杲受明朝的爵命，显然都是王的属下。王乃汉姓，然早在明初，归附的女真人已多取王姓，或赐姓，王杲之姓可能也是由此而来。太炎虽无法确定王杲与清皇室的关系，然发现皇室中却多有姓王者，而满洲诸部中有王甲部，即完颜部的异名，故疑王杲之氏乃王甲的简称。太炎于民国以后任东北筹边使时，曾至兴京去看清之永陵，见到四祖之前有王杲。奉祀官说，每年祭祀时，先祭王杲，后祭四祖，到清末仍然如此，乃更加怀疑王杲原是清室的家尊。事实上，清朝的强盛也始自王杲，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窥抚顺，杀副总兵，深人辽阳，总兵李成梁虽曾大创王杲，难息其横行，久而始擒杀之，而清之初祖附从而已，故王果实为清室宏业的前导。太炎此论虽未必尽是，却可一见其考史之细密。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攻打古勒城主阿太。太炎认为阿太或称阿台，很可能是王杲的“遗孽”，继父之志寇盗无己，故成梁讨之，射杀阿太，且诱城中人出，尽屠之。清景祖偕显祖往救也遭戮，努尔哈赤的父祖因此同死，见于奏牍，必然不误;然父祖死后，努尔哈赤犹接受明命，由建州都指挥升为都督，事见于《明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条。其后，努尔哈赤叛明，始以复仇为藉口，所谓告七大恨于天云云，都是政治手段，盖先借明朝的王命，劫制其部类，然后藉复仇以叛明，所以太炎称其为奸雄。《清实录》记太祖至叶赫，杨吉砮以女妻之，生皇太极。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更指出，最初努尔哈赤尚不能稳住内部，故以婚姻来固其势。太炎认为清太祖以北关叶赫部来壮自己的声势，十分明显，然后竟灭其国，缢杀杨吉砮之子，又尝计杀母弟，乃一“契薄背恩”的政治人物。
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兵力尚盛，努尔哈赤还不敢横行，但就在这一年年底，李总兵解任之后，不到两年努尔哈赤就大破叶赫等九部，明廷还以其保塞有功，授予龙虎将军的称号。努尔哈赤藉此号召，尽有东方诸部，并以互市，盛聚财富，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攻灭南关，引起明廷的关注，遂于二十九年命李成梁再镇辽东，但七十六岁的老将已无远志，不到四年以六堡难守而弃之，将六万四千余户居民迁人内地，沿途“大军驱迫，死者狼藉”，明廷还以招回汉人而叙功，并赏赐努尔哈赤。翌年，努尔哈赤“语始狂悖”;不过，《清实录》谓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五部已尊太祖为神武皇帝，但太炎认为不实。万历三十六年，李成梁又解职，努尔哈赤始益无忌惮，然仍朝贡，并以第七个儿子巴卜海留质广宁。明朝御使张涛还有疏称，东夷人质，为旷古盛事，相信努尔哈赤不会背汉，但是不久之后，质子固在，北边焚劫已经开始。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秘密称帝，不到两年开始犯边，攻陷抚顺，杀死总兵张承胤，自称建州国汗，正式称帝。明年窥伺开原、铁岭，传檄朝鲜，声势大振。太炎指出，努尔哈赤对付明朝，并非全靠武力，实颇用权谋，时机未成熟时，不以强抗，而能渐积以成，此也正是他超过先人董山、王杲之处，遂“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蚕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辽东”，十余年间伪装求和，而明廷不察，到崇祯朝内忧外患相逼而来，犹不醒悟。太炎此段，论见于史，明亡清兴的因果关系解而释之矣。
章太炎写清朝开国前史，颇展现现代实证派史家的精神与方法，用最原始的资料，相互参证，力求事实的真相，重建混沌不清的源流，使清室可靠的世系，眉目顿现，随之完成一篇信而可征的清代开国前政治史。其结论略谓:清乃女真后裔，世居建州，与明廷关系密切，自明初即称臣纳贡，其后叛服无常，至明季处置未当，遂与建州以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尤知伸缩，势弱时，表示恭顺，以与取与夺，明廷不察，及清势大盛，遂致南侵以及席卷中国，先称后金汗国，寻取新名曰满洲，以大清为号，以爱新觉罗为皇姓。于清朝开国前史，可谓目举眉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