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人开始的章句框架，《论语》第一章第一句即：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三句话，自似对孔子自家自己说，其实三句话有着极为终极的东西在里面。一句完全的自省，即末一句；一句是半自省半教育(孔子不是万世师表吗？)别人，即第一句；一句是完全以自己的感受度天下人的感受，也就是对自己说的，即第二句。
先说自省的第三句。按照后人的理解，这第三句是说，“即使是人家不了解我，但自己并不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怨恨别人，做到了这一点，不就成了君子圣人了吗”(参照杨伯峻译文)？这当然是孔子的伟大。一个人活于世上，一定会让别人来了解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即相互关系的彼此你我，就不能成立。这是大前提，然而在这一大前提下，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以他人之忧视己忧，也不能以他人之喜视己喜。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需要保持一种必要的矜持。这不是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问题，而是人作为人的一种骄傲。再者，对他人不怨恨，也希望自己在类似的状态下不怨恨他人。这样，除了自己成为君子外，也希望他人与自己一样成为君子。于是，“修身”就有了立足之地。“修身”也变得来似乎有了“普世”的意义。
再说第一句。按照孔子后人的一种理解，第一句说的是，“学了，就应按照学了地去见习，真这样，那不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吗”？这是孔子对自己的诘问，也是对自己的终极要求。“为人师表”就得从自己的“学”与“习”尤其是“习”上下功夫。历史也是这样的。孔子周游列国就是想把自家学过的“周礼”到列国去发扬光大。无论孔子在周游列国中吃了多少苦，以及吃了多少闭门羹，孔子似乎“痴心”不更。因为孔子坚信其自家的这种自省的理念会成为感动他人的锐利武器。当这种自省的事件一旦为他人所接受，那么以此为平台的“治国”便有了理性的框架，也便有了“治国”的人心基础。
第二句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最具深义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仅奠定了中国论理学的最高境界，同时开启了“平天下”的理论。“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而来，不是一件值得愉悦快乐的事吗”？问题是，什么是志同道合，哪些人是志同道合？哪引起人又可以志同道合？志同道合存不存在分歧，或者说分歧会不会成为志同道合的破坏者和离间者？在什么样的时间里或什么样的空间里，志同道合有可能成为志同道或非志同道合？一系列的问都不容易回答，但这一系列的问都在孔子的这一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是”或“非”里得到当时和后世的人的认同。这就是只要一方认定是志同道合，那就是志同道合，那就会因为来了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会高兴愉悦。至于说，“平天下”是不是仅仅只通过志同道合就可以解决。显然，至今没有太成功的事例。这句话的开放意义在于，“志同道合”不仅是人心，也可能是一个需要某种界定的判断。这种人心和某种界定，显然是想通过社会的交际，包括交际时必要的组织来获得的。而不是个人自省便可以获得的。对于一个积极入世的孔子，对于一个连学生(曾子)都懂得需每日“三省吾身”的孔子，把有无志同道合的朋友看成是高兴与否、愉悦与否、快乐与否的标准。显现出了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自己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最为别致的理论和对世界对人心的态度。“平天下”大约是不能依赖暴力，而应依托于一种可以让人与之间高兴的志同道合。这是孔子的理想。也有可能是因在孔子所处的时代，这种状况少之又少而平空杜撰出来的期冀。但是不管怎样说，我们看到的是， “自我陶醉”、“自我满足”成为中国人的安贫乐道成为在中国最具社会认同和论理意义的文化基因。
只是，我们却非常遗憾地看到，这种期冀志同道合“乐”的文化，却没能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开花，更没有结果。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情的冷暖、宫帏的变故、权谋的党争、王朝的更迭，无不充斥嫉恨、阴谋、诡计、暴力和血腥。孔子一厢情愿地为人心和人心构成的社会所设计的“美妙蓝图”，并没有在全民读经中让全民成为志同道合者。
于是，我便想，如果《论语》只有这第一句。是不是就明具普世呢？也就是说，《论语》中大量的对事对人的评论以及由此开出的治乱的药方，究竟哪条哪款，帝王们落实了。而且哪条哪款又是读书人落实了。或许，终极的东西就只是终极的，它在人间便有了人间自己的“学”和“习”。（刘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