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两岸关系发展上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点。
这个文件，为台湾问题发出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政治和解信息，大家都是中国人，“爱国一家”。并且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已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二是两岸“三通”信息，表示“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希望两岸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两岸三十年来，风风雨雨，摩擦不断，道路坎坷，然而毕竟有了盼头。今春以来，两岸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在台湾岛内，认同两岸同属中国、承认“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上台，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下台了。台湾的“海基会”和大陆的“海协会”恢复功能，并且已于今年11月4日就两岸海运、空运、邮政与食品安全签订了“四项协议”，还讨论了两岸合作抗击国际金融风暴等相关事项。两岸的直接“三通”，已于今年12月15日基本实现了，僵持对立了几十年的两岸政治关系也立刻缓解了，两岸人民、全世界华人和国际舆论无不同声为之拍手叫好。
如果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时间为界，有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分。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武装对峙”，其中1950年代中期以后一段时间的对台政策，虽曾提出以“和平解放”代替“武力解放”，但整个说来，当时的和平政策不过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辅助手段而已。后三十年，就不一样了，有了质的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政策，不再是一些人所简单理解的民族爱国主义，而是从改革开放、解放社会生产力、发展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经济出发的。如果把上述“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转变，视为我对台政策的第一次战略性调整的话，那么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的转变，则应视为对台政策的第二次战略性调整。今年4月间，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十六方针，特别强调“和平发展”，则可视为我对台政策的第三次战略性调整，是对《告台湾同胞书》所体现的第二次战略性调整的进一步深化、具体化和灵活化。
在台湾，人们对《告台湾同胞书》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当年所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其实是充满善意的，但并不能被台湾当局中的一些人所理解，甚至笼统地扣以“统战阴谋”的大帽子。三十年实践证明，这不但不是“阴谋”，而且充满善意、有利台湾、有利两岸人民福祉。这个善意，现今正在逐步实现之中。遗憾的是，误解依然存在，最近大陆赠送台湾一对大熊猫，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却同样也被一些人扣以“统战阴谋”的大帽子。
说到“统战”，我看也有一个“正名”的问题。其实所谓“统战”，就是要把一切可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消除成见，寻求“共识”，化敌为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其所主张的，一是团结，二是和解，三是发展；其所反对的，一是分裂，二是恶斗，三是阻碍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后退。三十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实际上就是为了这个目标。祖国大陆所采取的一切惠台措施，包括最近赠送台湾的一对大熊猫在内，都是在沿着《告台湾同胞书》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努力，相信这对增进台湾和两岸人民的福祉都会是大有好处的。
（作者李家泉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前副所长，资深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