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亨廷顿先生走了。一个在美国乃至世界响当当的学者，在他81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
在哈佛执教五十余载，人们会记住亨廷顿的许多美德。有文章说，亨廷顿大部分的学术灵感来源于课堂上。在课堂上，亨廷顿会留出许多时间倾听学生们的讨论与发言，这种鼓励思想碰撞的开放式教育无疑有利于人才的培育。
至于他的学术著作或者政治评论，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文明冲突论”。从1993年开始，亨廷顿发表系列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该观点引起广泛关注。“9·11”事件之后，许多原本反对他的人也转而称赞他神机妙算。
与此同时，十几年来有关“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文章也早已经汗牛充栋。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例如众所周知的“俄狄浦斯悲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摧毁人的生活的故事。
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有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它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其概括为所谓的“托马斯定理”，并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说。关于这个理论，中国有不少老话更容易理解。比如算命时的“心诚则灵”——这个花招使算命者的责任完全转移到被算命者身上。
预言如何自我实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家银行，尽管它的资产流动相对畅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储户相信了它已无力偿还存款的谣言，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储户疯狂挤兑，并最终导致该银行破产。同样的道理，假如某个地方的报纸电台说当地明天要闹油荒，而且大家信以为真，今晚都去加油站排队加满油，那明天当地就真的要闹油荒了。
事实上，那些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在“综述”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一旦“文明冲突论”成为人们分析世界、对号入座的工具，那么发生在所谓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冲突，都可以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了。糟糕的是，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几度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不同的文明是否能够和平相处？记得有一年我在广州出差，看着满大街拥堵的汽车，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中国的汽车车牌，也许是融合世界几大文明的最经典范例。假设现在有这样一个广州车牌——“粤ABC123”。在这里，首先“粤”是一个汉字，属于中华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说也代表着东方文明。“ABC”是字母，它来自于欧美，属于西方文明；至于车牌后的数字“123”，众所周知，这是阿拉伯数字，源于早期阿拉伯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属于伊斯兰文明。然而，如果你不去用“文明冲突论”“诅咒”它们，不惹是生非地对字母、数字或汉字中的任何一方说坏话，找他们“潜在的敌人”，他们就会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能够诅咒人类命运者从来都是人类本身。古往今来，人类只有一个文明，即人类文明，任何文明不过是其中一个分支，或者源流。如果在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也只是“不文明的冲突”。对于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不断融合中消除“不文明”，而非将这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里真有“文明的冲突”，那也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
我刚刚知道亨廷顿先生去世消息时，不瞒您说，首先想到的人世间最真实而最恒久的“冲突”，是在人的生与死之间，而绝不是文明之间。
（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熊培云系媒体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