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可以肯定德性是一种禀赋的恩赐与才能，那么德性不可能不是全然的善（否则如何说明它们是一种“禀赋的恩赐与才能”？）不过康德的学者会反驳说：如果德性是“绝对的内在价值”，则有些人一定无法拥有善的价值，无论他们如何努力追求或修炼，因为这是诉诸禀赋的恩赐与才能，有人有，有人可能没有，有人拥有得多，有人少，如何判定说明？康德显然不是因德行与情绪的关联而有疑虑，而是认为“绝对的内在价值”必须能关联到每一个人的“人性”（humanity）。Foot这一点对康德的反驳不能成立，也错失康德有关人性的重要主张。
但Foot 的另一个批评是可以成立的。很多人之所以会像康德一样，认为“节制”、“勇敢”这些德行不具有“绝对的内在价值”，是误认德行并非全善。德行需要以善的意志为条件才可以称为善，是出于对于部份德行概念使用的误解。他们的理由是来自于我们有可能称陈进兴、高天民之徒的行动是勇敢的、节制的！？我们偶而也听到：“这样到处犯案、与警察几度擦枪走火，并且对峙，他如果没有相当的勇气是办不到的”。或者是：“他们能逃亡这么久，能沉得住气，没有一点深思熟虑是办不到的”。这些说法是极易造成混淆的，因为“勇敢的”、“节制的”的意义使用就可以限制我们使用在说明陈进兴、高天民之徒的行动上，就像我们会说他们的逃亡是“在大台北地区四处流窜”，他们的行为是“伤天害理”，他们的无惧其实是一种暴力。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只是概念使用的不严仅所致，以此说明“节制”、“勇敢”这些德行需要以善的意志为条件才可以称为善是不恰当的。
虽然如此，康德仍不会认为德行是“绝对的内在价值”，理由是在于德行是“构成人格的内在价值的一部份”。但这如何能证成？Foot 在问为甚么只有定言令式是道德判断时，她事实上触及为甚么“善的意志”包含一种特殊的尊严与必然性的问。 Foot 质疑使定言令式成为道德判断的理由并不充份，如果这使假言令式被排除在道德判断的范围之外，那么为甚么道德就不可以是一种假言令式的系统？
Foot批评康德与定言令式特殊的尊严与必然性的作法是错误的（MSHI, 160-1）。当代学者承袭康德的说法，认为道德判断中表示出一种“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更是有问题的。当我们在非道德的语句（non-moral statement）中非假言的使用（non-hypo-thetical use）“应该”时，我们并不会因为其非假言使用的特质，而赋予它们特殊的尊严与必然性。例如习俗规定：“以第三人称发出的邀请函必需以第三人称来回函”，虽然不乏某些“无礼”的个案，或有人故意漠视它，但从习俗的角度来看，人人皆应遵从，这显示它所表达的强制是一种非假言的使用。俱乐部的规定也是一样，如：“不能带女士进入吸烟室”，其所表达的强制对每一会员皆有效，显示其非假言使用的面相。如果以“无条件的必然要求”作为定言令式之证据，说明道德判断只能是定言令式，那么习俗及俱乐部规定所表达的就是这种“无条件的必然要求”，但它们很显然不是康德意义下的定言令式，更非道德判断。
回到前面的例子，中国人会说：为人子女应该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天经地义”，某种意义下的“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能否作为道德判断的判准？而其它如“无限制地被视为善”或“绝对的内在价值”是否能够？
我认为Foot 之批评的确触及了康德伦理学之重心，也提供我们重新审视“善的意志”的概念架构。单单以“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来界定道德是不充份的。康德唯一的出路在于“人性”与“善的意志”对于道德概念的补充说明。
3. 人性（humanity）与善的意志
Christine M. Korsgaard 7提出三个重要的文献来解析康德的“人性”概念：一是在德性学（Doctrine of Virtue, Tugenlehre）8，人性的特征在于“设定目的的力量”9，基于人性的目的，理性的意志有义务，使我们能配得人性的价值，提升我们实现目的的能力。二是在＜人类历史的推测的开端＞（Conjectural Beginning of Human History, Mut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te）10，理性引导人性去发展自己的欲望，如爱与美的感受，道德是这个发展的终极目的，“理性可以为我们在选取目的上得到完全的引导”11。第三部份在＜宗教＞（一般简称为Religionsschrift）一书12，康德提到以实践理性为基础的人格（Persoenlichkeit），一种受理性引导去作选择的能力，理性无条件地服从律则。初步来看，“人性”概念指的是“设定目的的力量”，这个力量本身是理性，当它是实践理性时，则这个作为“设定目的的力量”本身，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因而成为“目的自身”。在＜道德形上学之基础＞康德提到：“假定有一物，其存在本身具有一项绝对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是目的自身，而能为确定的法则之根据。那么在它之内，而且唯有在它之内，存在一项可能的定言令式（...）之根据”（Grundlegung, 42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并不是单纯地从“客观的必然性”、“自身作为行动的理由与目的”、“无条件的必然要求”来界定道德，而是在确立一个受实践理性引导之人性的绝对价值，以在现实中保存或提升这项价值为道德的本质。康德从一开始界定定言令式时，就提到“如果这个行为被表明为自身即善的，因而必然的以一个自身合于理性的意志作为意志的原则13，它便是定言的。”（Grundlegung, 414），客观的必然性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其另一部份在于“以一个自身合于理性的意志作为意志的原则”，也就是行动以人性的绝对价值为出发点，不将自身及他人人格中的人单单视为达到这行动目的的工具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