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有一份杂志叫《现代妇女》，是一些进步妇女办的，王昆仑的妻子曹孟君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丈夫为杂志写一点文学研究方面的东西。经历过一些政治斗争风雨的王昆仑，对《红楼梦》的喜欢，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其中特别吸引作者的是晴雯。所以就有了与女儿王金陵合写昆曲剧本《晴雯》。
在山城重庆七星岗中苏文化协会旁，有一座木结构的小楼，每逢有人缘梯而上，整幢楼房都会摇摇晃晃。王昆仑一家却把所住的三间小屋称之为“坚庐”。仅仅凭着手头的程甲本、程乙本，由于环境所迫，不得不采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用过的“真事隐”的笔法，隐去真名，署上“太愚”的笔名，开始为《现代妇女》写红楼梦人物论。没想到使他一举成为红学家。
当年王昆仑在山城重庆著述的时候，就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不久，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把王昆仑写的红楼梦人物论文带给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赏识。王昆仑晚年追忆当年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的情景时写到：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总理的关怀。总理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那么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个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他不仅看了，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也就是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事有巧合，当山城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请周恩来即回延安。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民革”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当他回忆起周恩来这次特殊的接见，王昆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这一切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没有打算系统地写下去，此时欲罢不能，于是便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在四年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