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就是精神，器就是物质，两者必须平衡。人类几千年来都被这两者撕扯着，也一直在做平衡的努力。在我国，形而下代替了形而上，物质主义代替了禁欲主义，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各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来。但是，物质主义是否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陷阱？
我喜欢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凌峰，他这个人有学问，有思想，是一个学者型的主持人。他常说一些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或者富有诗意，或者富有哲理。早年间，他拿自己的长相开涮，说好像中国五千年沧桑都写在他脸上。春节期间，又听到他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他在谈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时说，“1978年前是形而上，1978年后是形而下”。对于这句话，我思考了许多。
《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的，超越形体的，所以说它形而上；器物是有形的，可感知的，所以说它形而下。道就是精神，器就是物质，两者必须平衡。1978年以前，我们过于重视精神，而忽视了物质，失去了平衡，因此出了毛病，导致了全面贫困。那时候，我们强调“思想改造”，说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而把对物质生活和美的追求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家文化的影子，“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君子不言利等等。其实，物欲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不可能消灭的，不过暂时被抑制而已。1978年以后，为了鼓励人们解放思想，我们曾经着力宣传一些万元户的致富经验；领导人脱掉了中山装，带头穿西服，还说每一次社会革命都是从服装开始的。相应地，一个时期精神的东西少提了。于是乎走向了新的不平衡，产生了一种被小资们称作“物质主义”并加以赞美的文化潮。没有精神护栏的物质主义溢出了轨道，带来了一系列道德问题。
如何平衡形而上和形而下，即物质和精神，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人类几千年来都被这两者撕扯着，也一直在做平衡的努力。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试图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两个东西总是不能平衡，总是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倾向那边。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搞禁欲主义，排斥一切可以引起肉体快感的东西，把它们说成是魔鬼的诱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最糜烂的恰恰是教会里的那些主教和修道士们，只是不敢堂而皇之地享受，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禁欲主义不符合古罗马人的纵欲主义传统，所以意大利人率先发难，搞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同时，提倡回归人性和弘扬人文主义，把人从神的世界拉回到人的世界。思想是解放了，社会也进步了，但同时，形而上和形而下这个天平开始向另一面倾斜，物欲横流，奢侈糜烂，道德败坏。
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如欧洲北部的日耳曼人。欧洲北部历史上比较贫穷，人们生活比较贫困，思想也比较纯朴。他们没有搞文艺复兴，却搞了一场宗教改革，德国人马丁·路德带头。宗教改革一方面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束缚，另一方面坚持了简朴的生活方式。清教作为新教的一个重要支派在平衡精神与物质方面作出了榜样。清教徒们主张勤奋工作，努力创造财富，同时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他们认为，创造财富不是为了挥霍，不是为了过奢侈的生活，而是为了增加上帝在人间的荣耀。清教徒们在北美做了一个实验，获得了成功，用200年时间造就了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我国有学者注意到，南部欧洲拉丁语系诸民族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至今落后于日耳曼语系诸民族如英国、德国和美国。法国文化受两方面的影响，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在我国，形而下代替了形而上，物质主义代替了禁欲主义，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各方面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来。但是，我们也曾有纵欲主义的传统，如现实中的石崇，小说中的西门庆。我们是否会像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人那样一头栽进纵欲主义的泥潭？物质主义是否可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陷阱？
凌峰的那句话引起了我这番思考。由此我想到，一个优秀的电视主持人应该是怎样的？恐怕不能一味地锻炼语速，锻炼反应的敏捷，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服装的新奇和性感，而更要注重知识的积累，要多思考，深入地思考，使自己的语言更有深度，更有分量。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温弗理女士是一位有色人种，长得也不漂亮，大脸盘，厚嘴唇。但她有知识，有思想，反应机敏，言谈得体，贴近生活，既幽默又不乏深意。她穿戴比较庄重，从来不穿稀奇古怪的服装，往那里一坐，就显出一个学者兼主持人的分量，观众也就立刻集中注意力，急切地希望享受她的语言和思想的魅力。据说她是全球个人财富最多的一位主持人，我想这与她的社会价值是相符的。
作者：许博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