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人们根据胡适和鲁迅的见解，一般认为古典小说《西游记》是明代儒生吴承恩创作定稿的。这其实是一种错判。据笔者研究，《西游记》是全真教徒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领衔创作推出的，与吴承恩无关。而且，《西游记》与关中有着不解之缘。
一
全真教由关中人王重阳创建于金元之交。王后来到山东一带传教，招收了被后人称为“七真”的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对全真教发展有最大贡献的山东人丘处机。丘在王离世后到关中潘溪（今宝鸡）和龙门洞（今陇县）修炼并发展全真教，主导性地造就了至今决定着道门的全真教。丘处机被看成是全真教最大门派“龙门派”的创始人，说明了人们对丘在龙门“成道”的重视。
作为全真教“龙门派”创始人的丘处机，离开龙门洞后，应邀西游万里讲道而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器重。而跟随丘西行的全真教徒李志常所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西游记》产生的文献远因。它所掺杂的“老子化胡”思想，成为日后佛道较量的诱因，并与《西游记》创作有斩不断的因缘。因为，丘于1227年在今天的北京去世后，继其“掌教”的尹志平，在丘的祭堂即今北京的“处顺堂”，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主持绘制了《西游记》壁画，因其中“老子化胡”思想，对身为“胡”的元室构成了不尊，而被佛徒告发，引致元室1231年派人抓捕李志常。这实际上就是《西游记》创作的“结胎”。《西游记》书名，根源于“处顺堂”的《西游记》壁画。胡适和鲁迅虽对中国文化建设贡献多多，但他们一口否定《西游记》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一切关联，则是不妥的。其文化负效应是在否定迷信的名义下，导致了国人对《西游记》及其宗教思想的长期误解。而“处顺堂《西游记》壁画事件”的背景，一是元室慑于当时全真教势力太大，予以压制；二是当时元室崇信的佛教若干徒众（包括元代皇室尊崇的藏传佛教徒）向全真教寻衅。后来，在僧人控告下，元室于1255年、1258年和1281年，前后三次围绕“老子化胡”问题，实施佛道“御前辩论”，置全真教于败境，并下令焚毁大批道门经典，极大地打击了全真教势力。元代全真道士迫于高压，对此三缄其口，但这“经厄”事件是他们撕心裂肺的痛史，《西游记》创作最早根植于此种心理背景。它又名《西游释厄传》（见《西游记》第一回），原因在此。
二
在当时的佛道斗争中，李志常的弟子史志经是扩散古代伪书《老子化胡经》并炮制《老子八十一化图》的主要人物之一（至今，陇县龙门洞还有“老子八十一化图”之类壁画）。他曾在关中华山为道门主持，后来赴北京，曾受命按照处顺堂《西游记》壁画的主旨创制《玄风庆会录图文》，宣扬丘处机西游讲道等一生“圣绩”，并于1274年前后在陕西关中全真教祖庭重阳宫刻印之（此图文今尚存）。此“图文”虽然因避嫌疑而未再以《西游记》题名，但实际上是今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最早初稿，所以，关中是小说《西游记》初稿的最早出版地。种种迹象显示，这个初稿体现着元代全真教教义秘史。清人陈文述说，“世传《西游记》，则丘祖门下史真人弟子所为”（见清人平步青《小栖霞说陴·西游记》），看来不是空穴来风。1304年前后，史志经的这个最早初稿又传入江南。后来这一主旨被“嫁接”于当时已比较成熟的佛教“唐僧取经”故事框架之上，并充分借用江南话本创作的有利条件和有关力量，形成了此后全真教徒对《西游记》创作数百年推进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