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建党90周年之际，我的散文集《红色经典》再版。我一直认为文章写作主要有两个目的：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文章的题材可以是多样的，但政治天生抽象，怎样既取其思想之大，又能生美感？就得把政治翻译为文学，发扬其思想，强化其美感。文学是艺术，它有内容，有灵魂，内容美加形式美有更强的震撼力。
写政治题材的文章，不怕缺思想，怕的是翻译不好，转换不出文学的美感。而一般读者首先是为了审美而阅读，如果只是为了思想，宁可去看政治或学术读物。这种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主要体会有以下几点。
自己实在渺小
首先，选择适合的典型。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借政治人物、事件的光芒来照亮文学领地，照亮读者的心。文学是典型艺术，红色经典虽然足够宏大，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素材都能入文学，它还是要符合文学的典型性。选材时我力求找到每一个人物或事件的最亮之点。如写毛泽东就选他在延安时期最实事求是的那一段《这思考的窑洞》；写周恩来就写他最感人的无私的品德《大无大有周恩来》、写瞿秋白就写他坦诚的人格《觅渡，觅渡，渡何处》。
而对人物又选其命运中矛盾冲突最尖锐的那一刻，但这多是悲剧的一瞬，却最易看到其生命的价值。历史又从来是现实的镜子，典型性就是针对性，这些已往的红色经典移入文学作品要能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已为实践所证明其正确；二是针对现在的问题仍有批判、指导、启发作用；三是为读者心中所想所思，有受众。我严格遵守这三个条件，这或许是为什么作品一发表就反响较大的原因吧。
其次，还神为人。文学是人学，有血有肉。文学所说的“人学”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性格和人格。曾经高高在上的“管人者”一下成了作家笔下解剖的对象，这好像很难接受。而我们过去又曾有过一段造神运动，把领袖人物神化。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政治人物就要还神为人，要写出他们的情感、人格。一旦突破这一点，转过这个弯子，政治就贴近了读者。怎么转？一是淡化其政治身份集中剖析他的人格；二是摆脱旧有形象，聚焦其真实的情感。写人格，如瞿秋白：“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
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瞿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向上推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写情感，如邓小平为身残的儿子洗澡：“多么壮实的儿子啊，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了。他替他翻身，背他到外面去晒太阳。他将澡盆里倒满热水，为儿子一把一把地搓澡。热气和着泪水一起模糊了老父的双眼……”
刀逼对手 耳听飞箭
还有，就是“顺瓜摸藤”，还原形象。政治讲究结论，文学注重形象。用文学翻译政治就是还原结论之前的过程，你要告诉读者这“瓜”是怎么结出来的，描绘出它的藤和叶，这就是形象。是讲政治内容，但必须有文学形象。比如写毛泽东转战陕北“他搬出了曾工作九年的延安窑洞，到米脂县的另一孔窑洞里设了一个沙家店战役指挥部。古今中外有哪一孔窑洞配得上这份殊荣啊，土墙上挂满地图，缸盖上摊着电报，土炕上几包烟，一个大茶缸，地上一把水壶还有一把夜壶。中外军事史上哪有这样的司令部？哪有这样的统帅？毛泽东三天两夜不出屋，不睡觉，不停地抽烟、喝茶、吃茶叶、签发电报，一仗俘敌六千余。他是有神助啊，这神就是默默的黄土，就是拱起高高的穹庐、瞪着眼睛思考的窑洞。大胜之后他别无奢求，推开窑门对警卫员说，只要吃一碗红烧肉。”
毛泽东在窑洞里，一面指导战争，签发电报，一面还要从事理论研究，写文章。这种双重角色是用这样一个形象来表达的：“他只能将自己分身为二，用右手批文件，左手写文章。他是一个中国式的民族英雄，像小说里的那种武林高手，挥刀逼住对面的敌人，又侧耳辨听着背后射来的飞箭，再准备着下一步怎么出手。当我们与对手扭打在一起时，他却暗暗凝神，调动内功，然后轻轻吹一口气，就把对手卷到九霄云外。他是比一般人更深一层，更早一步的人。”这些形象读者印象深刻，读后还常常说起，这和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巨手的形象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