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使王国维感到愤恨的是，当时的新学主流派不但不通过引进西方的精神文明来扭转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反而把引进西学也当成了实现政治目的或实利目的的工具，使得中国在这方面发生改变的转机也丧失了。他沉痛地指出：政治家、教育家们混混然输入泰西的物质文明，而实际上，中国在精神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更大。中国无纯粹的哲学，无固有之宗教，无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的大文学家，如希腊之荷马、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者。【原来，自王国维就开始有这种文化偏激了？是的，我们猛然发现了过去不曾知道的西方文化的宝库，原该震惊，但是自己原本是坐在文化金山之上，却从此以为是坐在一堆干牛粪上。受过深厚中华文化熏陶的大学人，其实还并不完全理解中华文化的哲学智慧和信仰高度。一碰到前所未有的新奇，读了四年康德就变得如此近视，也是有些离奇的了。故对名人――包括文化名人，千万不要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去抱人家的脚丫子。】精神文明的建设无比困难：“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精神文明原本就弱，培养起来又难，现在只顾引进西洋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前景就更加堪忧了。【只学习物质文明的确远远不够，等于不学人家的头脑，只学人家的手脚。但是，也不可以只看到人家有头脑，就忘记了自己本来也有一个功能正常的头脑呀？把自己的脑袋砍下来扔掉，去换人家的脑袋，不是比邯郸学步更弱智吗？】
四、中西比较：对精神价值的态度
这么看来，对于“中国人缺少什么”这个问题，在本世纪初已经有两种相反的答案。一种是王国维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精神文明。另一种是除王国维以外几乎所有人的答案，认为最缺的是物质文明，即富强，以及为实现富强所必需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武器。至于精神文明，他们或者还来不及去想，或者干脆认为中国已经充分具备。【西方的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可分吗？】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或早或晚都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说西方是物质文明发达，中国是精神文明发达，甚至是全世界最发达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宣布，中国的精神文明全世界第一，并且承担着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云云。【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一种文化中原本是不可拆解的，笼统地可说是“体用关系”。单纯强调精神文明的王国维和单纯强调物质文明的“维新派”都有偏颇。把西方文化概括为“物质文明发达”，把中国文化概括为“精神文明发达”更是肤浅、片面之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明有其优势和精华，也有其错劣和糟粕。其最厉害并有害的，就是那个礼治及德治的文化体系，支持着一种人在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上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制度。而政治专制这种黑暗的制度，又导致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文化劣根性”的东西。使我们历代先哲所追求、所践行的圣人人格不得发扬光大。但是中国文化所承载的伟大精神：至广至大的文化包容性――天道信仰下可包容不同的信仰共荣共美；即凡即圣的人文性――人对自己负起责来，在人的世界里自善自美，以身载道并非为了追求天国至福；身心幸福也并不止于对自然的物质占有和生理欲望的满足，而是寻求达到，于平凡的人世生活中活出与天同德的品位；随心所欲却不逾矩的圆融性――不走极端，行事处世力求做到老子所说的“事善能，动善时”，《易传》所讲的“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这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内容，或宝贵精神财富，真的是可以给当今世界文化的建设作很好的参照的！】
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答案中，对于精神文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在王国维看来，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承认精神有物质不可比拟的神圣价值和不可用物质尺度来衡量的独立价值，一个民族精神文明的成就体现为它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而其他人所说的精神文明，基本上是指儒家的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或无进步性，学渊评）。【道德与哲学、宗教、文学、艺术能截然分开吗？是对立的吗？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如果没有道德性，还可谓是属人的吗？作者可能歪曲了王国维的意思，也未可知，得空也得看看王国维的原著。看看是王国维片面，还是周国平曲解。】
你们一定已经想到，我是赞成王国维的答案的。在我看来，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从而也缺少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这是明显的事实。我暂时先提一下这方面最直观的一个表现。在欧洲国家，任何一个城镇的居民最引以自豪的事情是，曾经有某某著名的哲学家、艺术家、学者在那里生活过，或者居住过一些日子，他们必会精心保存其故居，挂上牌子注明某某何时在此居住。我在海德堡看到，这个仅几万人口的小城，这样精心保存的故居就有数十处。在巴黎先贤祠正厅里只安放了两座精美的墓，分别葬着伏尔泰和卢梭。如果不算建祠时葬在这里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人，进入先贤祠的必是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总统之类是没有资格的。想一想即使在首都北京保存了几处文化名人故居，想一想什么人有资格进入八宝山的主体部分，我们就可知道其间差别了。【中国这种对思想者的不敬重，是当今的专制主义的制度性必然，这个专制主义的理论支柱恰恰是西方人――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承认其哲学家地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始作俑者）做成的。而1949年后的60年，特别是前30年，这个专制主义制度在思想上的专制程度则达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苛程度。中国文化的包容各种信仰，在直到民国时期的历朝历代中，从来都是一贯的，思想的专制是限于政治领域和社会伦理领域。这也是为什么在西方处于中世纪的一千年中，中华文化遥遥领先于世界的精神原因之一。我们的天道信仰不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任何禁区，我们没有教义认可的“地心说”，“上帝在七天内完成了对世界的创造”等等理性不可探讨不可质疑的神学教条。想想我们民国之前家里摆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等等广为人知的箴言，就可知我们最尊敬的人恰恰不是君王，不是权力者，而是至圣先师孔子；就可知，以八宝山的例子说明中国人缺少对精神价值的尊敬，是多么地不恰当了。】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德行之知”。程朱的格物致知的“知”，陆王的尽心穷理的“理”，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注重逻辑与注重实用原本是各有所长各有所偏。说中国哲学没有知识论或中国人不重知识论是历来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误区或偏见。中国哲学达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高妙程度，被记载于《易经》、《尚书》、《老子》、《黄帝内经》的辩证理性思维或辩证认识方法被非常自觉地运用于医、食、农、居、艺等方方面面。四大发明、有机农业，建筑工程、水利工程、食文化，武术气功、中医保健、艺术领域中所凝聚的智慧，都渗透了非常自觉的哲学认识方法的娴熟运用。人类知识最可靠的基础恰恰并不是逻辑，而是生活。西方哲学家因为把生活置于哲学直接关注的视野之外，因此费了很多力气去证明人的知识何以可能？人的知识的主观基础和客观基础是什么？而其所做的哲学论证，解决的问题，又成了新问题，至今还是问题，每位哲学家的结论则总是被后续哲学家全部推翻或基本否定。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已经是一个现实，人的认识和行为本身就是人存在、人生活的基本内容。不错，中国哲学应当学习西方哲学的概念辨析、逻辑论证的长处，但是西方哲学也应当学习中国哲学的明心见性，直面生活的长处。】
六、从灵魂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精神性的另一个层次是超越性。通俗地说，有超越性即有自己的灵魂。所谓有自己的灵魂，就是在人生的问题上认真，人为何活着，怎样的活法好，一定要追问其根据，自己来为自己的生命寻求一种意义，自己来确定在世间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式，决不肯把只有一次的生命糊涂地度过。而一个人如果对人生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如死亡与不朽、世俗与神圣之类根本性的问题，会要求以某种方式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达于更高的精神存在。从总体上看，我们在生命的根据问题上也远不如西方人认真。【老子就说过：“死而不亡者寿”。“唯道之从”。都是自觉地超越生命的终极有限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