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披露黄苗子密告聂绀弩并导致后者罹祸之后，章诒和又在《南方周末》上撰文披露了冯亦代在她父亲(章伯钧)家“卧底”的旧事(《南方周末》4月2日)。与依靠推理、排除的方式锁定黄苗子不同，这次对冯亦代的控诉，有他自己的忏悔为据，板上钉钉。
说实话，《卧底》读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对章诒和的做法心生疑虑：在《往事并不如烟》表现出的大悲悯背后，章诒和的内心，是否也积聚了太多的怨毒？站在章的立场，发现历史的真相固然有锥心泣血之痛，但对病榻上缠绵不起的黄苗子，或已安卧九泉的冯亦代，这样的“讨伐”，是不是也有失厚道？这样的揭秘，于今天究竟有何意义？更要紧的是，在那个特别的时代，便是告密者，亦是可怜人。拉几个出来示众，为愤怒的目光和口水找到醒目的箭垛，会不会反而为当年的制度之恶找到了炮灰？
不过待读完全篇，却对章的想法、做法多了理解。《卧底》最后一节，以“1978：他结束了黑暗”为题，终于见出章对冯的理解和宽宥——卧底、告密，于章家固然是巨大伤害，而对冯又何尝不是心底最“黑暗”的重负。结束了这样的黑暗，冯亦代不但终于可以再次坦然面对章家，也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变得轻松和光明。
其实这就触到了事件的核心：在这种令人不齿的告密、揭发行为中，个人与环境、道德与制度之间，究竟应该怎样分担责任？个人的告密，究竟是主动的选择，抑或被动的应对？还是像冯亦代那样，在良心的挣扎和不断的自我说服中，完成心灵的蜕变和皈依？
就章诒和目前披露的两段公案，性质已经不同。如果章诒和笔下检举聂绀弩的告密者确为黄苗子(有人写文章质疑，使章的断言值得推敲)，则黄、冯二人的内心活动和心理依据并不完全相同。至少就冯而言，从接受“任务”，到内心充满矛盾，到竭力说服自己将告密的龌龊行为纳入宏大的时代叙事，其心理变化的脉络清晰可见，也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最可能的选择。而从冯在垂暮之年以极大勇气出版《悔余日录》来看，这段“黑暗”的经历于他，始终是挥之难去的阴影，在没有受到别人追究的情况下主动披露，于他既是向被害者的忏悔，亦是解放自我的救赎。就此而言，冯亦代虽然也曾做出卑劣的告密之事，但就人品而言，其实却在大多数人之上。如果不是那个荒唐的时代，他完全可以如晚年与妻子黄宗英相互酬唱中展现的那样，以一代翻译大师、文化名家的身份，坦然而堂皇地流芳于世。
观察一个制度的好坏，有各种可能的角度和标准，而我认定的一个，是看其是否让太多凡人接受太过严苛的考验。世上凡人占绝大多数，考验越严苛，经不住考验而露出“小人”一面的必然越多。而当这些“小人”们的心灵，如冯亦代那般被“黑暗”所占据时，整个社会的人性，也必然堕入黑暗之中。而且，社会呈现出的人性愈是黑暗，那些患有道德狂热症的人们，便越是陷入整肃人性的妄想之中。恶性循环之下，黑暗的阴影也就愈发浓重，直至堕入欧洲中世纪或中国“文革”那样的灾难之中。反之，在一个平和、健康的制度下，凡人们才有机会度过他们平凡却阳光、坦然的一生，社会也越发地呈现出阳光和活力。
形成这样的观点，与我的自我认知和评价有关。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意志并不那么坚定的凡人，若遇反右、“文革”那样的时代，未必就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做得比冯亦代或其他前辈们更好——虽然我一心向善。
仅仅站在这样的个人立场，人们也有足够的理由反对专制，呼吁民主。因为一切专制的首要任务，都是对人性的强制和规整。至于这种强制和规整会动用何种手段，会导致什么结果，章诒和的揭秘文章，正在一点点地呈现给我们。那么，揭私披隐到何时？答案或许是：直到更多的人充分认识到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戕害，认识到那些前辈们在专制制度下做出的失德之事，极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只要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降临到我们身上。
当然，这样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把所有告密行为的原因，都归于制度、环境，因而否定人的意志对其道德选择的作用。即使荒唐恐怖如中国的专制时期，毕竟也有张志新、聂绀弩这样的英雄。与之相应，也必然有主动卖身投靠、助纣为虐的真小人。我的看法是，真英雄和真小人对环境的要求相对宽泛，真英雄在何等制度下都不失英雄本色，真小人则越是在扭曲的制度下越是如鱼得水。真正需要好制度的，只是那些对制度高度依赖的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