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里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到《孝经》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孝道的思想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近日笔者来到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跟随着姚远利馆长一同领略了这一方方匾额所承载的孝道文化。
谈及孝道，姚馆长把我们带到了秀才科举展厅，厅西墙正上方悬挂着一方木刻匾额，因年代久远金漆全部脱落，露出凸凹不平的木纹，只有厚重端庄的馆阁体刻字显露出官方的特征。经姚馆长介绍，才知道这方已经有500年历史的珍贵匾额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明朝孝道文化在整个中华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原来此匾正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颁发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二十四个字宛如口诀，简单易懂，其中包含了为人做事的道理。而这六条在遗留下来的不少家谱中都有记载，可见在当时成为了必须备载的金科玉律。
家是国的缩影，而国是家的放大。中国历来就有“家国相通”的观念，不乏“以孝治天下”的典范。到了康熙九年，“圣谕六言”被重新改写，并扩充到了十六条。姚馆长指着旁边的高大屏风介绍说，乾隆前期镌刻在屏风上的“圣谕十六条”能完整流传到现在尤为难得。这件屏风共八扇，高三米二六，总宽三米七四，呈淡淡的赭黄色，端庄秀美的清代馆阁体文字依然十分清晰，与那方木匾交相呼应。只见上面刻着：“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论；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课；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细读全文，深感言恳情切，实用而精炼，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姚馆长讲起它来可谓滔滔不绝，可见他对其喜爱之深。“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江西抚州的一个三进院落发现了它，这件屏风就立在穿堂之中，一边四扇，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他介绍道，为了使“圣谕十六条”更加通俗普及，到了雍正时又追加了长达万言的注解，合称《圣谕广训》。除此之外，在延续明代教化制度基础之上还专门制定了定讲期、筹讲费等宣讲条规，以推行“圣谕”的落实。每月的朔、望之日，也就是初一、十五日，知县都要亲自率领大小官员及其家眷，集中在县衙门前的圣谕亭，向百姓宣讲《圣谕广训》。故而可知，在当时像这种刻有圣谕的匾额或者屏扇一般家里不挂，大都是县衙官府设立在圣谕亭这种进行宣讲的地方。讲圣谕后来逐渐变得民间化，甚至变为了说书人的一门技艺。讲述者先念一段文言，讲几个历史故事，再说一段当地真实发生的实例，其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讲述常令听者甚为感动。
除了圣谕亭外，衙门的两侧通常还对称建有一对亭子，一座叫“申明亭”，一座叫“旌善亭”。所谓“申明”就是“申明其教化，劝善惩恶”的意思，公布一些本地的坏人坏事。而旌善亭，则在功能上与它相反，来表彰当地的善人善举。到了后来，亭中基本上采用匾额和牌坊的形式进行褒贬奖惩。姚馆长谈到：“当时匾额是国家旌表制度的一个重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体现了皇帝对民众道德教化的一种要求。之前历代虽也有相似的道德教育，但自朱元璋起民间教化有了支撑它的制度保障，这对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意义非同小可。”
现今，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出现了断层，姚馆长也指出，“孝敬父母”这一民族核心美德淡化的问题日益突显出来，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如古语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首先要学会孝顺敬仰自己的父母，方能推己及人。仅仅尊老爱幼，难以涵盖孝顺父母的全部内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其实这其中的核心是孝。只有明确倡导孝敬父母这一美德，才能使民族道德之树根深叶茂，繁花似锦。”短短几句话，令人感到他身上散发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人钦佩。（林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