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唐君毅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圆而神”（不偏执、注重整体、重视变通）之智慧的根据。他用“礼乐文化”概括中国文化的类型，认为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文化圆融自足，具有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德性基础和礼乐类型，分别从精神实质和文化类型上揭示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哲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源于孔子对周人敬天敬祖精神的自觉，而开启中国文化法天而行、继天道立人道的智慧。这种自觉肯认民族文化、重视保守其价值而发展的思路，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哲学在批判、怀疑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而求精神升进的理路。
唐君毅认为，天人之学与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义理之学的两个基本方面，共同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观念表现为中国人道德伦理实践中的宗教性超越情感，而心性之学则是这种情感的理性根据。唐君毅论心性之学，依据孟子之“德性所根而涵性情之心”，以及朱熹之“虚灵不昧”之心而展开。他指出，孟子所论之心，“乃一涵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而为仁义礼智之德性所根之心。此为德性所根而涵性情之心，亦即为人知德行或德性之原，故又可名为德性心。”（《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9月版，第95页。）中国文化之天人合德境界、内在超越理路、实践特征和融摄精神，都是基于心性本源而具有的特质。这一特质规范着中国人的人生方向，决定了中国文化在德性基础上的发展模式。
唐君毅认为，先秦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朝代如何变迁，文化的传承和革新都必须追溯到先秦文化传统。他指出，孟子所言之性情心、德性心，并没有善与恶、习心（耳目闻见之心、习染之心）与本心（本然之心、良知之心）的区分。后世儒者对“性情心”的丰富和发展，即是沿着区别善与恶、习心与本心、人心与道心的理路进行。这也是心性之学不断完善、反省工夫逐渐凸显的过程，至宋明理学构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统性情、心统万物的理论而成熟。他重点诠释朱熹“心为气之灵”的观点，认为朱熹除了宗孟子以外，还对墨子、庄子、荀子所论之心有所认识，以“虚明灵觉心”表现出来。唐君毅指出：“虚言其无所不超越，灵言其无所不贯通关联。虚灵而不昧，故一方能知异类者之各为异类，而分析的知之；一方能知异类者之关联处，而综摄的知之。……故分析与综摄，似操术不同，然分析之使异类者，不相纠结黏缚而生混乱，正所以为综摄之初阶，而使其真正之关联贯通之处，得以昭明者。”（《哲学概论》（上），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9月版，第220页。）唐君毅以心性论统合“气之灵”之说，有着由重视“气”到重视“灵”的转化，最终落实到“灵”来论述朱熹所论之心。从“灵”上见心具性理，而可以超越“气”。其中，从心之“虚”来解释心之摄物而获得知识，是荀子之统类心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心之“灵”来解释心之超越，则是在孟子论性情心之超越义的基础上，沿着汉儒以气言心之虚灵的义理线索，综合张载“大心”体物的思想，而提出的论断。这些论说，力图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即兼有分析与综合的因素，心性之学圆满自足。
唐君毅对心性之学的阐释，重在把“心统理气”与“心统性情”打通，一方面借助“理一分殊”说明统一的道德原则与具体的行为原则，均为“心”所主宰，展示文化根源的清净、精微以及日常生活的广大、通达；另一方面也借助“已发未发”说明理性内具于心，表现于“气”（气为“流行的存在”、“存在的流行”，是“宇宙人生之存在的流行之特殊化原则”），均是虚灵不昧之“心”的寂静与感通。由于心能够统率理、气、性、情而成为一切文化活动的最终根据，故中国文化的德性基础是心性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