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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品生活网: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2)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来源:中国哲学  作者:秋痕  版权声明,必须查看=>点击进入





总而言之,《六经》产生于道法大备的周公时代,又经孔子有选择的强调,故对后人来说,其价值固已崇高至极,无以复加。章氏指斥“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原道中》)。此足可见孔子与《六经》在章氏心中地位之高。在《文史通义》中,章氏论及诸经的文字很多,每加颂扬。如评《春秋》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答客问上》)。如果认为,在章氏心目中,《六经》是“记注”之书,或者认为,章氏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大胆地把《六经》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这与章氏自己的议论不是大相龃龉吗?

 

三、“六经皆史”说之渊源

 

“六经皆史”说并非章学诚所首创。长期以来,学术界已关注到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说法的许多学者,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清顾炎武、袁枚。王通《中说·王道篇》:

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

王守仁《传习录》卷上: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王世贞《艺苑卮言》: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编年、本纪、志、表、书、世家、列传,史之正文也;叙、记、碑、碣、铭、述,史之变文也;训、诰、命、册、诏、令、教、礼、上书、封事、疏、表、启、笺、弹事、奏记、檄、露布、移、驳、谕、尺度,史之用也;论、辨、说、解、难、议,史之实也;颂、赞、铭、箴、哀、祭,史之华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为经。

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

  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非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

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

袁枚《随园文集》卷十: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

揆诸以上各家,论述角度不同,立言之旨各殊,与章氏议论之清晰、义蕴之丰厚相较,差异甚明,然与章氏之说亦有相合之点。王通提及三史,认为一备帝王之制,一明邪正之迹,一显兴衰之由,如此分断自是不当,然将三者渗合,固可得出史为政典与史有明道之用两点,章氏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曾援引此言。王守仁之言,喻博文先生认为“比章学诚的话讲得还要清楚明白一些”,诚有未当,仓修良先生已予以批评[13],但章氏所揭器道合一、即器明道之旨,实与王氏之论相合。王世贞区分诸籍,殊无条理,与“六经皆史”似无思想上之渊源,然章氏所谓“盈天地间皆史也”则与其“天地间无非史而已”语极相近。胡应麟之论简略不明,然直揭出“经即史也”一语。李贽之论显受王守仁之影响,然主旨在于说明“为道屡迁,变易非常”,且在《焚书》卷三《童心说》中谓《六经》“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与章氏之看法判若冰炭,但“六经皆史”之提法实自此始。顾炎武之言在于论证《六经》乃经世之书,章氏之看法与之合。袁枚与章氏同时稍前,所言与章氏有相似处,故“论者或疑章氏识大之言,容有窃取于袁”,钱钟书、张舜徽亦谓袁氏之言即章氏所揭“六经皆史”之论[14],其实二者并不全同,袁氏的看法接近于章氏所说的府史掌管的“掌故”,而章氏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必须指出,上面的分析只能说是纯语词性的,除非有确凿证据,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章氏受到或未受到哪位先人的影响。钱穆先生指出,章学诚“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15],洵为高论。我们探寻“六经皆史”说之渊源,亦应立足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广阔基础之上。前已指出,“六经皆史”说的要义在于视六经为政典,在于“古无私门之著述”(《方志立三书议》),钱穆先生谓其源出于《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皆出于王官之学”论[16],不为无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说乃刘向、刘歆所创,章氏对他们极推崇,而对班固则颇有不满,认为“自班固删辑略,而刘氏之绪论不传(自注:辑略乃意群书之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不过,依笔者浅见,此说尚有更远的源头,当溯至《庄子》。钱钟书先生已注意到了此说与道家的关系,指出:

《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17]

笔者以为,钱氏所引“先王之陈迹”、“古人糟粕”云云,乃道家贬斥儒家之言,稍失之正。更可注意者,是《庄子·天下》篇中的这段议论: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未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 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章学诚缕述先秦学术之流变,实以此段议论为依归,如谓“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恣其说尔,非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易教下》),其沿袭之迹甚明。在《原道下》中,章氏指斥了后儒分别门户——如陆学与朱学之弊,且以“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作结语,可见《天下》篇之言必深契其心。

最后,顺便解释一下前面提及的一个小问题。章学诚在《报孙渊如书》中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持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于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许多学者以此证明章氏所言之“史”即史料,实误。细绎章氏之言,实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立论。在他看来,古无私门著述,皆为政典,为王官之学,故皆是史,子集诸家,皆出于王官之学,皆为史之流裔,故亦可视为史。必欲解此“史学”为史料,则对“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浙东学术》)又作何解释?笔者由此想到,《文史通义》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论文集”,所论问题很多,撰写时间不一,显得有些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在把握书中的概念时,必须注意其论述的主题的层面和语境。比如使用最多的“史”字,其内涵和外延在全书中绝非统一的、固定不变的。若想真实地了解其含义,只能将其放到特定的范围,比如学术思想史、史学发生论、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历史编纂学中去把握。本文的诠释仅限于“六经皆史”之“史”,并非章氏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史”字的全部含义。

    作者:高寿仙

     注  释:
 

[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星星出版社,第315页。

[2]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第114—117页。

[3] 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第179—180页。

[4]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星星出版社,第315-316页。

[5]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94页。

[6] 金静庵:《中国史学史》,鼎文书局,1979,第280—281页。

[7] 吕思勉:《史学四种》,第217页。

[8] 金静庵:《中国史学史》,第280页。

[9]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第115页。

[10] 金静庵:《中国史学史》,第280—281页。

[11]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第101、107页。

[12] 乔衍编撰:《文史通义:史笔与文心》,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7,第55—56页。

[13] 仓修良:《章学诚与〈文史通义〉》,第101—104页。

[14]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第262页;张舜徽:前揭书,第206页。

[15]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312页。

[16]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313页。

[17] 钱钟书:前揭书,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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