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要做个好人似乎特别难，您看，有网友发帖，在南京，又发生了大学生搀扶摔倒妇女反遭索赔事件。对此，您做何感想？这条新闻在本网没有显著推荐，回复不多，我摘录几条：“还是不做好事的好，麻木一点吧”“社会变态了，好人真做不得。”“这回见到摔死了也不去搀扶了！”而据其他媒体报道，有“八成网友选择不再做好人”。
昨天和同事谈到此事，我当即冷笑：说再也不做好事的人，恐怕之前也没做过多少好事吧？也就是说，对此我是认同曹林的观点的，虽然他今天遭到了杨耕身的批评。
曹林是这样说的：冷漠这种东西倒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事从来都不缺乏，彭宇案之前就有很多很多，只是，有些人冠冕堂皇地把这种冷漠推给了彭宇案之类的小概率事件。在曹林看来，道德基于内在的良心，而不是功利的计算；而形形色色的计算，往往成了人们做坏事的理由。
而杨耕身的批评是：我很怀疑，文章所说的“真正的道德信仰者”，便是人们传说当中的圣人或神了，反正非人。因为作为一个常人，总是难免有一些利益计较，左右权衡，趋利避害的。当一个社会整体道德处于下行之际，我们要做的似乎不应是要求人们去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德信仰者”，以挽救道德之溃败。在道德形成机制中，总是先有社会层面的塌陷，才会有道德的礼崩乐坏。若总是不肯从社会着眼着力，那么道德的叫嚣终究底气不足。
我想这应该涉及到两个问题：1、道德的基础是什么？2、如果改善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
对于道德的基础，我个人的答案是基于人内心的良知和同情心，而不是基于功利的计算。我不否认“好人好报”会让做一个好人更容易，但这不是最为根本的基础。否则做好事应该作为一门生意，做了好事也没必要得到其他人的赞扬。
而如何提升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杨耕身的看法是“总是先有社会层面的塌陷，才会有道德的礼崩乐坏。”我个人认为，这个先后次序是有疑问的，如果用我们熟悉的思想方法来解释，那就是人构成社会，社会改变人，成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不太喜欢这种方法论，在我看来，“社会”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怎么改变它？社会既然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吗？换言之，从每个人自己做起，不正是改变“社会”的一种方式吗？
其实，以上这些讨论都太虚了。回到新闻本身，这篇报道犯了当初彭宇案一样的错误：完全没有采访摔倒的妇女，所有内容全部来自学生一方。就这样，还发现自相矛盾的地方：学生证人说该妇女被骑车人撞到，而最后经过学校调解之后，“那名妇女最终承认是自己摔倒的”。我并不是说学生撞人还掩饰，但同样，这也完全可能是一场误会，至于上纲上线吗？
而且，正如我们所知：“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既然是新闻，说明只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一个小概率事件，就感慨再也不做好人，那这种好人也太脆弱了。也许有读者不同意，请大家留言：平心而论，您所看到的，是好人好报的多，还是好人没好报的多？
再说说那起著名的彭宇案，我在之前的评中评写过：“彭宇案最开始不管是纸媒还是电视媒体，平衡报道都做得很差：以影响最大的南京某电视栏目的节目来说，老太太一家发言的时长不到十分之一，尤其是其中一个段落，彭宇说了很长时间，轮到老太太一方，居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就被硬生生切掉了。当时我感慨，给我同样的素材，我可以编出一个指向完全相反的片子，这个一点都不夸张。”也就是说，彭宇案真相如何？我不像很多人那么有自信，我不知道。顺便再说一句，南京的媒体自从彭宇案之后，就很热衷于炒作类似事件，看来是尝到甜头了，这里我不想谈媒体责任，说了也白说，但作为读者，自己要有脑子。
最后给大家讲讲我的一个好朋友的故事。很多年前，在成都，他帮助一个人初来乍到不熟悉环境的人到处去应聘，而这个人呢，一直对我朋友充满戒心。听我朋友这么说，我很愤怒：好心当成驴肝肺，这种人还帮他干嘛？我朋友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说：“我们打工这么多年几时碰到有人这样帮我们？所以换成你我，一样会有戒心的。这不挺正常的吗？”
关于做好事这件事，说难就难，说易也易——大致可以这么说，夸大难度的人往往内心羸弱，反之亦然。我的内心没有我朋友那么强大，当然，也没有说“不再做好人”的网民那么羸弱。
凤凰网评论编辑：彭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