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
思想家要有学问积累
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我不想伤害他，现在他死了，我可以讲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学问积累的。
新京报：继续聊第二个“80”——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思想解放，出现“美学热”，出现了“学术自由”。今天再回望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你有怎样的感触？
李泽厚：做学术研究，我主张首先做小题目。八十年代我带过一个学生，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艺术》，我看了大为生气，对他说，你还不如写个《论宇宙》好了。他听我说这一句话就知道，我把他整个论文都否定掉了。
当时也有人说我：“你要别人做小题目，你自己怎么老做大题目？”哈哈，我也是先从小题目做起的。五十年代我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1955年发表文章，我是从1952年就开始研究，这三年间材料积累相当多。那时候我都是看原始材料，线装书。要做卡片都没有钱买，就拿一张非常薄的纸，非常便宜，抄下来以后把它分类，剪开以后再贴到一个破报纸上。
新京报：当年做学问的物质条件确实很艰苦。
李泽厚：那时候借书也很不方便，我在北京大学做学生，每个学生只能借五本书。我就想办法，借了一个老师的借书证，就是任继愈先生。因为图书馆规定老师可以借三十本，我用任先生的借书证，每次弄一大堆书出来，要一个大袋子，分两趟背回宿舍里。
当时我有肺病，学校把我们得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楼顶层还有一些没人住的房间，为什么没人住？因为有个斜下来的大屋顶，靠墙这边很矮，蹲下去都没有空间，窗户很小，白天也要开灯。我发现了这种房间，就破门而入！在那里一个人看书，谁也不来往，抄了很多最原始的资料。我一直强调要重视资料，这都是硬功夫、苦功夫。王元化讲过“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我就笑他：这是正确的废话。王元化在世的时候，我不想伤害他，现在他死了，我可以讲了。真正的思想家，是要有学问积累的。
新京报：你还讲过，八十年代以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
李泽厚：现在好像连学问家都没多少了。八十年代之前当然思想家难做，“文革”那种环境下，只有领袖有思想，别人不可能有思想。我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实际上是通过康德。比如我有一批手稿带到美国去，其中讲康德的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人家都以为我在讲康德，其实我在讲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新京报：你是说《批判哲学的批判》，这部手稿是怎么逃过“文革”的？
李泽厚：“文革”之前我写了，然后有关政治的章节都撕掉，那些理论性的东西都还在。我没有被人抄过家，不过对于抄家我也有所准备：厨房有一个下水道，我把手稿放在盒子里面，自己钻下去爬了很远，把盒子放下水道里了。
新京报：现在看来你是幸运的，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李泽厚：当时学部里两个漏网右派，一个是我，一个是贺麟。我到北大看大字报，我的名字上已经打叉了，打叉的意思就是黑帮。假设“文革”时期我不在哲学所，而是到任何一所学校里，那肯定首先就被揪出来了。所以这是幸运，学部里大人物太多，张闻天、何其芳、侯外庐他们一大堆人。我工资很低，要批斗也轮不上我这个小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