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中国时代”还未到来
记者：有一位外国著名学者在为本刊撰稿时提出，社会科学即将进入“中国时代”，你赞同这个观点吗？
赵汀阳：目前恐怕还没到，中国目前没这个实力，还需要大家的努力。当然将来是有可能的，但现在还没到。中国现在有多少自己的独创理论？当然有，但恐怕不多。西方社会科学的图景是几百个大师才凑成的完整画面，中国自己的理论现在还远远不够多。不过，中国本身却是一个非常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是能够催生创新理论的土壤，是个好条件，只是还缺乏足够多的劳动和想象力。
记者：你是否赞同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模式”的说法？对于中国未来数年的前途乐观吗？
赵汀阳：我比较警惕那些不清晰的概念。假定中国的发展至今是比较成功的，那也只是未完成的道路。一个完整的成功经验，才能够从中总结出“模式”。中国的改革之路刚走了一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大致说得通，“中国模式”就言之为时过早了。
当然，西方某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夸张，这可以理解。中国每天都在变化，都在改变世界，这难免会引起夸张一些的评论。你站在他们的角度，就容易理解了。
我对中国前途审慎乐观。世界目前的情况也不光是中国一家不错，我看美国和德国也都状态不错。在全球化时代，不可能一家独自繁荣。
记者：你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赵汀阳：中国需要能够成功维持和平，我指的是中国和关键大国—— 比如美国、俄罗斯、日本等—— 的和平。全球化时代似乎路路通，但也变得特别脆弱，连锁反应难以预料，不确定因素特别多，所以和平尤其重要，和平是最稳妥的策略。中国特别需要在和平条件下去做中国需要做的许多事情。中国的发展身在半途，这是特别需要稳妥的时候。中国现在需要确保“发展安全”。
国内外的各种具体挑战太多了，我不是专家，说不了。就我相对有些了解的范围内，中国的教育是非常失败的，从长期效果来看，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中一个突出的后遗症是，人们的思维缺乏理性，缺乏反思能力，习惯于混乱观念和偏见，喜欢浮华偏激话语，往往把一己之私当成思想立场，很少看到责任心，不尊重真理，经常亵渎伟人和英雄，这些现象充满网络、电视、报纸以及图书。
这些表明的不仅仅是所谓庸俗，而且是缺乏思维能力，是精神无能。对于一个民族，这是非常危险的。（戴闻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