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品生活网:“整理国故运动”衰歇原因探究(6)

第二，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工作也遭受了极大的冲击。

众所周知，考古发掘属于田野作业，是一项地域性极强的工作。而在战时，由于国土大片沦丧，考古发掘无疑也受到了严重的约束。30年代初，史语所曾计划在齐齐哈尔与热河一带实施发掘，但是迫于时局的严峻，最终不得不取消。对此，李济后来就十分惋惜地说：“最初所筹备，本是一个比较持久的计划，但因为‘九·一八’事变随即发生，这一成绩甚好的开始，就没有继续下去。从我们所计划的考古立场上说，这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在这一区域，我们若能继续下去，有好些悬而未决的中国古史问题，到现在也许不成问题了。”[43]与此命运相同，殷墟尽管深处中原腹地，却同样难逃战火的蔓延。一位外国学者便曾敏锐地指出：“像中国一切考古学一样，安阳发掘从一开始就是与政治和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44]

除发掘之外，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考古的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不小的限制。例如，李济在1956年撰写《<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时，即曾针对殷墟出土陶器的战时研究沉痛写道：“战事带给我们的灾害，是不宜于在此处申诉的；不过对于这一普遍而持久的变乱，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工作部分，我们确有留一记录的义务。抗战时代，史语所在大搬家的时候，虽带走很多的考古标本，但陶器却没占甚重要的地位。”他同时还回顾：“在大播动的时代，史语所虽尽了最大的力量将所需要的照相材料带走，但若干比较笨重的设备，是绝对地超乎史语所所能得到的运输能力；……故在昆明与李庄两个时期，陶器整理工作最活跃的时代也是我们照相设备最贫乏而最难得到补充的时代。因此，很多标准的及复原的器物留下来的影片甚难令人满意。”而且，战前曾经有过与地质研究所合作的陶质分析，“到了抗战时代，这种合作的业务就大受限制，终于不可能。我们在昆明时代又送了一批陶片请化学研究所代为化验，卒因化验材料的缺乏，未能完成”[45]。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是因为其自身缺陷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也由于主观心态的转变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整理国故运动”最终难以为继，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歇，从而逐渐退出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舞台。到了40年代，有论者就观察到：“国学刊物几如凤毛麟角”[46]。

 

   ( 作者：卢毅)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欧阳哲生选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2] 胡适：《庐山游记》后记，《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36页。

[3] 梁漱溟：《略谈胡适之》，朱文华编《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页。

[4]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5]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6] 胡适：《致雷海宗、田培林》，转引自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7]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25页。

[8] 梁漱溟：《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9]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2页。

[10]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5页。

[11] 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12] 牟润孙：《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

[13] 钱穆：《中国知识分子》，《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72页。

[14] [美]傅乐诗：《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转引自周阳山：《五四与中国——论关于五四的研究趋向》，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港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15]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5、393、394页。

[16] 汤用彤：《<大林书评>序》，《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17] 吴晗：《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18] 此为尹达出走前留言，现藏史语所，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19]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20] 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1] 顾颉刚：《个人计划》，《顾颉刚年谱》，第213页。

[22]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页。

[23] 顾颉刚：《致王伯祥》，引自顾潮：《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

[24] 简贯三编著《科学运动与反读书思潮》，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1939年版，第27页。

[25] 董允辉：《致陈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01页。

[26] 胡适：《读楚辞》，《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6页。

[27] 郑临川：《永恒的怀念·代序》，《闻一多论古典文学》，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28] 姚从吾：《致傅斯年》，“傅斯年档案”Ⅱ：345，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110页。

[29]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61页。

[30]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99页。

[31] 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我与古史辨》，第141页。

[32]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33]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34] 《齐鲁学报·发刊词》，《齐鲁学报》第1期，1941年1月。

[35]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册自序》，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89－490页。

[36] 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37]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

[38]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

[39] 陈寅恪：《致劳干》，《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8页。

[40] 陈垣：《释氏疑年录小引》，《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41]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序》，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42] 顾颉刚：《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63页。

[43] 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雷启立编：《丁文江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44] [美]米勒德·B·罗杰斯：《<安阳>序》，李光谟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页。

[45] 李济：《<殷墟陶器研究报告>序》，《考古琐谈》，第192、196、192页。

[46] 《国学问答》，北京国学月刊社编《国学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