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夜放花千树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王国维以此比喻成就大事业者、大学问家必经的第三种境界:在艰苦追寻的过程中，饱受风霜，备尝艰辛，一心系念的理想目标终于实现了，心中是何等的欢欣与喜悦。
在北大读书时，何兹全的治学能力就已崭露头角。他写的第一篇论文《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北京的《华北日报》上。接着，他又撰写了《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大学毕业前，他撰写了《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多篇论文，深得教授们赞扬，但何先生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说:“20多岁的人，所写文章是很肤浅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胆大敢于乱说，自然也有些新见解。”他的毕业论文《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以扎实的功力得到肯定，老师给他打了88分的好成绩。
魏晋南北朝是何先生研究的重点。上世纪30年代在史语所时，他撰写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魏晋和南朝的兵制》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最感欣慰的是在《魏晋和南朝的兵制》一文中关于世兵制的提出与论述。文章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将世兵制的内容归为兵民的分离、兵户世代为兵、兵户身份卑微等。这一阐述，揭示了世兵制的实质，对人们认识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启迪意义。此外，他对世兵制的形成、制度化及其最终被破坏等问题也作了深入分析。这些文章加之他以后（1986年）发表的《孙吴的兵制》、《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等系列论文，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它们基本上厘清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兵制演变的脉络，填补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对于府兵制的形成提出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认识。
在对中国古代历史长期思考、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问世。这部近50万言的著作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对早期国家、古代社会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全书洋溢的科学精神与独到见解又让人们为之一振，专家称这部书“反映了90年代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最新突破，标志着中国史学研究最新水平。”何先生也因独树一帜的学术创新精神，被誉为“是一位眼界开阔而又不失深邃的学者，是一位具有通贯的识见和学力，能够把历史的诸多方面融入历史的整体，而又能从整体上把握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并且阐发清楚的学者;是一位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者。”同时，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何先生喜欢在创造性和开拓新领域方面作出成就。他自青年治学始至今一直保持学术创新实力，这实在是极其不易且使许多学人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以其“汉魏封建说”、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奠定了他作为中外著名历史学家的显著地位。
作为学者，他是博学的;作为教师，他又是多能的。有人做过统计：何兹全教授在北师大任教时讲授过如下课程：历史文选、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代社会、中国古代的国家和法、《三国志》研读等。仅从罗列的这些课程名称看，就足以让人惊叹，更不要说他讲课时的独到大气、纵横捭阖。
这里，让我们听听一位上世纪60年代选修何先生《三国志》研读课学生是怎么说的。他说，何先生讲《三国志》有三个特点：第一，通过讲授重要篇章勾画出三国时期的历史脉络，他认为，《三国志·魏书》中的《武帝记》、《董卓传》和《袁绍传》，概括了三国前期的历史，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第二个特点是重视制度史的阐述，这从另一个层面把讲授名著同讲授历史结合起来。第三个特点是，善于对历史人物做具体、细致的分析。例如，他对《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评价。这不仅涉及对陈寿个人的评价，也涉及到人们应当怎样阅读《三国志》这部书。关于陈寿的史识，何先生认为他对一些人物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如对曹操的评价重在一个“才”字，对“德”则不置一词，这说明陈寿对曹操的评价是有保留的。何先生自己对曹操的评价是：这个人物充满矛盾，是乱世的能臣，又是乱世的奸雄，统一和分裂的矛盾，是集中在曹操身上的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又如，陈寿评价关羽、张飞虽有“国士之风”，但又都“以短取败”。何先生讲授的《三国志》给人以启发：第一，比较系统和全面认识一部史书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从认识史书走向认识历史。第二，获得必要的治学方法，举一反三，开拓新领域。第三，既熟悉《三国志》，又熟悉三国史，研究才能达到佳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