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北宋大思想家、教育家张载有名言传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古训已成为一切有良知、有文化担当的人的信念。古往今来，他们视其安身立命之所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这种古韵遗风，也看到了一代大家的特质。何先生去世后，在送别何先生的仪式上，“寝馈书林逾七旬，治中西学成一家言。功在史坛称巨擘，尽心庠序臻百岁。教多方士育数代人，泽贻后学仰先生”的巨幅挽联记录了一代大家的生涯。百岁老人，一部大书，留待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人去阅读，去品评。他的治学达到了大家境界，他的人生也彰显出崇高与精彩。
信念如山 何先生自谦为“大时代的小人物”，见证了国家、民族的巨大变化。“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我自信我所服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史学的生命力。”“我一生治学都是紧贴国计民生的，因为唯物史观告诉我，必须坚持抓重大问题。”何先生的这些真情道白，诠释了他生命的源泉。1926年至1927年，他沉浸在北伐军胜利的喜悦之中。他说:“我的心和热情也跟着北伐军的前进而沸腾。”他每天迫不及待地读报纸，跟着北伐军的进展查地图，其政治知识、地理知识不断长进。后来，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围剿共产党时，“我忽然清醒了，认为蒋介石是千古罪人。这时，是我感情上最靠上共产党的时期。”承认自己曾经不切实际的主张，敢于跨越自己，选择进步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坦荡、他的襟怀。抗日战争爆发前，何先生远赴日本留学。在短暂的一年里，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势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国内形势使他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人才是爱国的，剿共就是屠杀爱国者，不能容忍。1936年4月，他毅然回国，积极宣传抗战，宣传国内外的形势。1948年间，何先生留学美国期间一度作过《纽约新报》的主笔。他利用这个阵地，撰写社论，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以及因为政治腐败而失去民心的情况。当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线的时候，他面临着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国内地？继续留在美国？还是应老师傅斯年之邀到台湾史语所？经历了彷徨与痛苦，他终于作出明智的选择：回到祖国内地。“作出这个选择原因很简单，也很坚决：爱国！我说是爱国，并非矫情或自夸：祖国的召唤让我决计回国，这种感情、这片心意很质朴也很实在：我只是同时代的爱国人中的一个，是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力量把我这游子召唤回来的。”他深感有祖国的人是无法体会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感情的，祖国对他有特别的意义：“回国救了我的学术生命，也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这个人的好处是有理想，有事业心，有抱负，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一生爱国，关心政治，又一生离不开读书做学问，这就是我。”1983年，他72岁高龄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5岁时，出版了自传，他取名为《爱国一书生》。在他九十大寿时，任继愈先生送他两句话:“激荡青春松公府，从容白首太平庄（北京师范大学所在地——笔者）”。从容，就是自由王国的境界;从容，就是心不乱、道不乱。一个从容的老人，正是一生有信念的写照。
精于道者 何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对学术心怀敬畏，是个真正的学问人。这样的人不只是比一般人多看了几本书，多喝了几瓶墨水，而是穷其一生，殚精竭虑，苦苦追求被称为“道”的东西。诚如《荀子》所言:“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著名教授钟敬文评价他“治史守良规持论不随众”说。所谓“良规”，对于史学家就是一手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一手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且能得心应手、高屋建瓴，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厘清脉络、发现规律、揭示本质。我以为，何先生有这个本事。何以见得？他有难得的“童子功”，从何先生青少年时代的寂寞苦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饱读马列、饱读诗书的。用他的话说:“我所以有今日，是比别人早一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结果”、是“让史料讲话，实事求是”的结果。
光风霁月 中国文人自古崇尚“道德文章”，有“做学问先做人”的传统，何先生做到了。记得他的儿子何芳川(历史学教授)在婉拒兄弟学校给的讲课费时说了这么一条理由:“这是家风”。听到这个理由，对方也就不再坚持。何氏家风讲求风清月明。抗美援朝时，何先生与夫人把19两黄金捐给了国家、他用给老师傅斯年编书的稿费设立了贫困生奖学金、汶川地震后他拿出1万元给了灾区人民，他多年来默默资助困难学生，他一次次退掉兄弟学校给他的讲课费，何师母也曾把河南大学出版社给她的3325元稿费全部捐给了当年6个遭遇水灾的贫困孩子，她说“钱是要用的，但要用在正地”、他们的儿子在出差的火车上，把自己的下铺让给不相识的母子，自己则被上铺的冷风吹得感冒……大家，还是充满感恩之心的人、有情有义的人，何先生曾对傅斯年的学术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但他在80多岁高龄时，拜谒恩师，在傅斯年的墓前长跪不起、老泪纵横。
心广思远 大家是大写的人，他们确有超凡脱俗之处。他们的晚年大都表现为淡定、不寻常。何先生八九十岁时以“桑榆晚情逢盛世，不用着鞭自奋蹄”自勉，在一生考察社会经济基础上开始观照中国文化。从年轻时的抉择到耄耋之年的老而弥坚，何先生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充满责任感、使命感。1995年12月，何先生应台湾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室邀请，到台湾讲学。他深入阐述了中国文化起源、背景、发展及前途、致力于国家统一等问题，在台湾学界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阐述，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专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文艺复兴始于何时、东西文化的撞击和民族出路的求索、中国文化的未来。仅从这几个标题上看，人们就会发现，每个问题都是基本的，但又是最重要的。显然，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学术创新是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有光荣前途的”，“中国文化未来的前景是乐观的，因为未来世界应是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和平的世界、大同的世界，而这个方向与中国文化的特质相符合”。
演讲者小传
马宝珠 1955年生于北京，1983年大学毕业，1984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其间，任《博览群书》编辑，《史学》《史林》专刊编辑、主编，理论部副主任，现为《光明日报》高级编辑、《文摘报》总编辑。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史》、《文化更新的尝试》、《心河帆影——马宝珠随笔》、《一个女记者眼中的人生》、《说不尽的历史话题》（编著），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光明日报五十年历程》（与马馨林合编）、《实业元勋》、“影响中国历史的三百位人物”（丛书，与肖黎、吕延涛合编），撰有《戊戌变法百年祭》、《历史科学与文化建设》、《关于史学普及与提高的几个问题》、《用生命奏响中国学术的钧天大乐》、《君子之风，学者之范——怀念季老》、《文摘与文风》等论文、文章百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