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随着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大众中的风靡，与纸张呼吸相闻的那些文字，无论从形式还是意义，都面临重新的组合、筛选、认知与发现。这是与文字息息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者们的一种共识，一种面临挑战下的共识。
你会看到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姿态。有人倡议当你想要拿起手机刷微博、微信时，不妨把手机换成一本书；有人将文字向多媒体平台延伸，甚至严肃的内容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了自己独特的推广圈子及忠实的追随者。有人选择坚守，重新挖掘那些被淹没的传统文字的应有之义；有人选择进击，在新形势下延展文字的维度，尝试更多让文字取得价值的可能性。
可喜的是，这些与文字命运相关的人，虽面临种种困难却依然有所行动、判断、坚守。因此如何重新照亮文字在当代的价值，在今年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这体现在一些悄然的变化之中。功成名就的“50后”、“60后”文坛名家们把目光从祖辈、父辈的年代转移到当下，试图通过切近当下现实的书写，发出心中积聚已久的声音。虽然作品所收评论褒贬不一，甚至有被称“大失水准”的，但向现实的发声，至少体现了这批作家在当前环境下，重拾文学应有之义的态度。
而这一态度重归视野焦点，还体现在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80多岁女作家门罗身上。门罗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北京晨报记者的采访中，第一时间国内业界就给予其诸多敬意及钟爱的表达，直至“纯文学意义上”实至名归的评价。人们发自真心地阅读她文字的热情，感动之余让人想起这位作家身居远僻，作品在展现波澜不惊的小镇现实中，却又具有超凡现实洞察力的特色，进而想起一种作家、文学的“古典情怀”。而这种古典情怀，在浮躁年代的现实意义，又不言自明。
另外，轰轰烈烈的郭敬明现象在大批论争过后，倒是叫人感到，对郭敬明的极大关注，其实反映出当代中国作家的商业获取，不是太过而是太不足、太凤毛麟角。而对其作品价值观的争议，反映出持精英文化立场者对当前这批类型文学多年来虽收获市场但水准进阶能力、格调提升能力不足以及过于迎合读者的思维定势的不满，尤其在与国外一些叫好叫座之作的比对之下，这一缺点显得更为明显。而对“意义”的要求，何时能进入这个相对繁花似锦的大众阅读领域？此外，对现实更为切近的“非虚构”写作，在近两年的国内出版领域风生水起，甚至优秀的非虚构类作品表现出来的活力，胜于更被市场关注的虚构文学领域。这也恰是当下文字意义与价值的另一番印证。
传统名家 现实发声
在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业界常有对今年一个“文学大年”的期许。对于2013年的严肃文学领域，也许需要注意的不仅是所谓“大年”名家们集中推出新作数量上的“爆发”。虽然就今年的传统文学出版状况来说，确有此类表现。另需注意的，还有存在于这批“50后”、“60后”名家群体笔下题材及立意的微妙变化。
如马原的《纠缠》，写遗产纠纷，当代这个高度利益化的时代，成为他写作的源泉。苏童的《黄雀记》，故事虽从上世纪70年代在南京流传广泛的一种舞蹈小拉开始，但也被《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评价为一种历史跟当下的紧密结合。余华的《第七天》，在保留其荒诞和黑色幽默特色的基础上，也被称为离现实很近，如出现在作品中的“墓地贵”。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干脆把笔触落在“蚁族”身上。贾平凹的《带灯》，以一位基层维稳人员为主角，通过她带出当代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批掌握着主流文坛“话语权”的作家，作品似乎出现了从“个人化”向“公共化”的转变。当然，此类标签未必完全准确，因其以往的写作虽带有极强个人生活和创作风格的烙印，但总归是写人性、人生，进一步说，也不能说其脱离现实，但新近的作品确实能看出更多直面当下生活的意味。
对此的评价有了更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某作品创作有着纯文学与畅销书搭桥的意图，甚至某作品在创作水准上比以往作品似有下降，带着升级版社会新闻的浮躁。从这点上不难看出，以往这批作家对“当下”犹疑的原因：一方面，他们的生活已与老百姓自嘲的“屌丝”生活大为不同，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距离”在创作中的作用，正如苏童曾说的，刚倒出来的水难免有些浑浊，任何对于一个时代最精准的描述都是沉淀之后做出的。
然而，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考虑传统名家为何在面对现实书写难度之时，还是纷纷或多或少更直白地面对了现实。是当下文学在困境中的变化，还是时代局中人的自然而为？又或许可以换个角度这样想，不仅当下之新闻意味着未来之历史，当下之文学也为未来之历史提供着一面参照的镜子。
古典情怀 重入视野
在喧嚣日上的当下，文字的光芒及意义是否正在消散，一直是近年业内在探讨的话题。今年，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对“小而美”等文学形式的探讨，对以“平淡”姿态写作作家们的关注，正在令文学的古典情怀回归。这种情怀，在保持一种相对“遗世独立”的写作态度的同时，依旧指向现实、责任、关怀等文字的传统、纯粹价值。
在门罗获奖后的第一时间，众多业界人士都对当时这位只有一本单行本《逃离》在国内引进出版、80多岁的女作家表达了对其获奖实至名归的敬意以及毫不掩饰对其作品的喜爱之情。著名出版人韩敬群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门罗获奖，确实是一个‘纯文学意义上的奖励’。若因这位作家的获奖能使读者亲近高品质的文学，可谓幸事。她像一位文学的手作艺术者，寂静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学。”出生于安大略省温格姆镇的门罗，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逐渐形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平凡生活为主题的写作风格。然而，读门罗，似乎是在读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那些波澜不惊的故事背后，却有着生命强有力的张力。正如她在诺奖授奖视频中所说，希望“故事中有触动你的细节，这些细节让你在读完作品后感到成为了一个不同的人。”
在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上，面对具有鲜明现实特色的五部获奖小说，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表示，在市场的天平上，大众文化不仅是我们难以撼动的现实，也是战胜精英文化的强大武器。我们该何去何从？“最令人感动的是，今年的五部获奖作品居然不约而同地具有古典情怀，这与瑞典学院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不约而同。”
对于门罗的探讨还有一点，就是其以短篇小说为主的写作形式。而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素有重长篇、轻视中短篇的倾向，这与销量、影视改编等市场化元素密切相关。而以99读书人为代表的出版商，近两年进行的“短经典”系列以及今年的“中经典”系列，集中收集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最重要的中短篇小说集，也在这个重视大与多的时代，希望唤起人们对“小而美”的文字价值及“小而美”生活价值的关注。
类型文学 有待进阶
在与市场联系紧密的类型文学方面，今年最抢眼(也许并非仅仅今年)的人物还是郭敬明。在其执导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小时代》获得票房佳绩搅动了一番电影市场之后，其作品价值观带来的一系列论争也可谓精彩。通过在电影上的表现，在图书界早已被认知的“最佳产品运营经理”之类的称呼，也为更广泛大众所熟悉。当然年底郭敬明在图书领域也进一步显示着自己的营销能力，这在其推出反映十年心路历程的散文集《愿风裁尘》上可见一斑，限量明信片、“影像书”依旧展现着其营销能力。
从运营方面来说，中国作家及其出版商获得商业利益的能力，不是太过，而是太不足。这也是对郭敬明其人如此关注的原因之一。当然郭敬明本人的事例，有点“我的成功不可复制”的意味，但对其作品价值观的争议，尤其是持精英文化立场者之不屑，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对当前类型文学畅销书领域，大量产品如同被打上“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一样，有着虽大量、平价且易用，却无法掩盖低创造性、低附加值的缺陷。这一点如果对比欧美、日本这些类型文学高度发达市场上的作品即可了然。其竞争之激烈，对作家创造力要求之高，其出现的不少叫好叫座甚至模糊类型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在社会现实问题、人性探讨上，不完全屈从于读者思维定势，而是走得更远的作品，愈发显得我们尚处于“初级阶段”。
今年倒是写悬疑作品的一位知名畅销作家蔡骏对此进行了尝试。在推出新书《生死河》之时，他将其视为一部重要的分水岭式的作品，希望通过一桩发生在学校的杀人案，通过悬疑故事展现一定的社会背景及人物命运，试图把悬疑小说社会化，使其在人们心中不仅局限于类型小说。不过对蔡骏这部作品的评价依旧见仁见智。但其态度的表达，可视为对现在经过培育口味渐高读者的一种呼应，这种进阶的意识，也许在未来的类型小说畅销作家中将不再鲜见。
非虚构写作 渐成气候
而在近两年，非虚构类图书优秀之作频现。社会新闻的“魔幻现实”超越着小说家的想象，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及历史认知的迫切，在一个信息爆炸年代对真实的渴求……种种因素，带来了非虚构类写作在当下的勃兴。直至今年，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的颁奖，使该类写作得到某种梳理和界定，并且其社会影响和读者关注度也在不断拓展中。
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评委会最终评定，梁鸿《梁庄在中国》(又名《出梁庄记》)获得“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文学奖”，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获得“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历史奖”，解玺璋《梁启超传》获得“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传记奖”。“新闻特稿奖”空缺，评委会的解释是：“空缺是一种期待。”
对于在当下提出“非虚构”写作的概念，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非虚构不仅是某种特定的文学题材或写作题材，我认为它是一种方式，它是人类为了真实具体地认识世界和书写世界所采取的一种写作方式。”这次的非虚构写作大奖包括的四类题材，有一些源远流长、深厚传统的写作形式，但现在又为何非要想出“非虚构”这么一个词来概括它呢？李敬泽说：“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特别需要非虚构，特别需要探索非虚构的精神、伦理和技巧。”
晨报记者 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