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市民伦理与君子理想之间
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五四启蒙运动，其伦理革命主要聚焦于孔教与自由民主和工业化相违的社会伦理，而并未染指儒学超越性的德性与生命层面。同时，由于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的拒斥，中西文化在终极关怀层面的对话暂付阙如，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亦并未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有力挑战。因而，即便在激烈反孔的五四时期，儒家「仁」的道德理想亦未曾在知识分子的意义世界中失去影响。
这样，五四伦理革命就呈现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图景：在社会公共领域，作为启蒙者的新文化人，倡言个人本位的、以「利」（权利、功利）为基础的现代市民伦理；在个体精神领域，作为知识精英的新文化人，信奉的则是人伦本位的、以「仁」为基础的传统君子道德。这种立基于欲望的市民伦理与植根于德性的君子理想的价值张力，表征着五四启蒙时期中西人文传统的激荡和冲突。沟口雄三在论东西文化时指出：「围绕人类的本性是贪求还是追求道德这两个遍性的命题，存在着永远难解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五四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可归结为「欲望」与「德性」之争。以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凡人皆狼」的命题为基础的欧洲市民社会的伦理学，其「欲望─斗争─理性─契约」的理论范式，无以导入具有人性目的论意义的德性理念。麦金太尔（ Alasdair MacIntyre ）指出：西方启蒙主义伦理学的阙失，在于其对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古典德性传统的否弃，导致了德性目的论丧失，从而使启蒙伦理学流为匮缺目的论框架的、自然人性和伦理戒律相矛盾的伦理学体系。摹拟欧洲启蒙运动而以个人主义易家族主义的五四伦理革命，在废除礼教伦理和解放自然人性的同时，亦不能不面临市民伦理之欲望与德性的难题。这也是一个困扰启蒙者的深刻的伦理难题。
儒学虽在五四时代经西学的侵蚀而陷于伦理解体和德性解纽，但其幽灵犹存。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之群体意识、人生理想和人文宗教，仍如「游魂」（余英时语）附丽于启蒙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胡适的价值二元论，典型地表征着五四时代中西文化的冲突。胡早年留美时即主张：「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五四时期，胡在社会公共领域倡言西方式个人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终极关怀层面信奉中国式大我主义伦理宗教。胡适的价值二元论，其实未脱张之洞「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中体西用范式。胡的二元论虽难免其徘徊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思想困境，但其人间性的凡圣二元取向，则也许是自由主义者在中国「内在超越」的文化语境中拒斥基督教文明之后唯一的价值选择。丁文江以「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之天性」的宗教心为其信仰，与胡适社会不朽论的人文宗教意识如出一辙。傅斯年则于五四后承认，虽然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他在安身立命方面则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
陈独秀的思想流变，则代表了另一种新凡圣合一的价值范式。陈在五四前期与胡适相似，亦兼取西方式个人主义思想和中国式大我主义信仰。但至五四后期，陈思想深层的群体意识渐以压倒个人主义，而其「自我扩大」的人文宗教精神，则成为其疏离个人主义而归宗社会主义的思想媒介。马克思主义对于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的诱惑力，在于其思想体系兼备内学与外学、现实与理想的功能。陈的思想演变，表征着启蒙运动后期道德理想主义的复兴和市民文化的衰微。
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儒家德性传统的精神价值内核，其「大我」人格和「大同」社会之理想的现代复兴，无疑是理解五四启蒙运动疏离现代性之蜕变的一个关键。诚如墨子刻（ Thomas A. Metzger ）所言，儒家式道德理想主义传统，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再拒斥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多元主义，而亲和乌托邦的深刻思想原因。同时，我们从「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中国式共产主义道德中，不难看出儒家德性传统在中国之深刻的连续性。
